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对新婚夫妇,在结婚第八天妻子被医生判了“死缓”。在而后的日子,丈夫用了几年去救治妻子,却只换来家徒四壁、家母悲痛和妻子未变的判决书。而最令我心潮澎湃的是那位朴实的婆婆,摄像机前她双眼含泪的诉说着的艰难和不死的希望,泪水滴落,照射下折散出无数悲痛与无奈,像把把利剑穿入我心,我不禁悲从中来。为何要如此辛苦地做这些无用功?一位不嫌弃夫家家贫、孝顺、善良的媳妇、妻儿的死对一位婆婆、一位丈夫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或许是自己的休止。虽未终止,却也已黯然失色、鲜活不再了。
妈妈的一位,不幸地患上了xx癌,现在已是晚期——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阿姨自己被卷入无尽的深渊、她的家人也被这份痛苦辐射。而我在得知这一坏消息后,内心也是被悲伤与惋惜充斥着——一想到那位、友善的'阿姨将于人生最静美的初秋痛苦,不舍地离开,泪水也不禁流下。死,意味着的终结。而在死前的每一个微弱的心跳与每一个的呼吸就意味着一丝希望,希望美好能驻足。为了这份美好,哪怕是人财两空,飞蛾扑火,我们,都愿意。
三毛是我最的作家之一。从《撒哈拉的故事》中所洋溢的幸福与满足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所充斥的与悲痛,再有《》首篇里带着笑与泪的回忆,荷西的死对三毛的打击可见正如一场浩劫!直至一条丝袜将它与荷西连接,直至死神带她去见阔别已久、只能在梦中相见的荷西,三毛,才解脱了。至亲至爱的死,就是自己的死,而心已死,身未死又何如呢?所以三毛,所以有许多人,便也尾随逝者,乘鹤西去。这死,意味着解脱,也意味着一份美好的延续。
祖母对李密的舐犊之情使李密甘心放弃功名利禄并写下万世传颂的《陈情表》;虞姬一抹绝望不舍的剑刎使项王大喊“虞姬虞姬奈若何!”,也成就了项羽的“悲剧英雄”;小凤岗村的人民为了至亲的沈浩书记的死而在一份交往的“天国”的挽留书上按下鲜红伤心的手印;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五十年来从未间断,唯一的就是在死后能伏在悲鸿的胸前,流泪地向他诉说着五十年来的思念。死,不是终结。心若在,爱就在,温暖,常在。逝者省市带给自己的与爱,永远与我们同呼吸,共悲欢。这死,意味着心与心的真正凝结!
像是渔人通过洞穴见到桃花源白的豁然,死,不意味什么。天行有道,死是无法避免的轮回。我们可以悲伤,但不可以沉沦;我们可以无奈,但不可以放弃;我们可以看清死亡,但绝不可以任由生命自生自灭——我们要做的,有且仅有珍惜每一次心跳的欢快,每一次呼吸的幸福,让别人为自己而感动也保存别人给自己的每一份感动。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这天被请来为齐王画像。画像过程中,齐王问画家:“比较起来,什么东西最难画呢?”
画家回答说:“活动的狗与马,都是最难画的,我也画得不怎么好。”
齐王又问道:“那什么东西最容易画呢?”
画家说:“画鬼最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狗与马这些东西人们都熟悉,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只要画错那怕一点点,都会被人发现而指出毛病,所以难画,特别是动态中的狗与马难画,因为既有形又不定形。至于鬼呢,谁也没见过,没有确定的形体,也没有明确的相貌,那就可以由我随便画,想怎样画就怎样画,画出来后,谁也不能证明它不像鬼,所以画鬼是很容易的,不费什么神。”
灾难的突如其来,“混乱”一度代表了我内心最深刻的恐慌、焦虑,已经存在的精神坐标几乎是在瞬间,随着房屋、山峦的坍塌而坍塌,随着人民的流离失所而流离失所。
我觉得自己就是天边的流云,就是田野里的蒲公英,无所皈依。情状类似新世纪以后的,始终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依附或者带来点滴慰藉的依靠。
而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文学载体”,已经渐渐背离了大众,大众对诗歌的不关注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潮。我甚至为看见有人在不断的唾弃、亵渎诗歌表示无奈,但我只能无动于衷。新世纪以来,话语霸权的可能性,一直是让我怀疑的、和不确信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表达形式的不同必然导致个人本位观念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会固若金汤,很难有较大改善。俗话讲,江山易改变本性难移,正有此意。
地震面前,诗歌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折,我不想直接讨论它的具体的价值所在,我想我更多在意、关注的是它的史诗意味,即历史价值。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报纸杂志,关于地震的诗歌几乎可以随处可见,数量之巨、参与人数之众、质量之高,均为历史新高。可以说,像如此壮观的“抒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诗人们”纷纷以自己的感官出发,捕捉诗意,表达心底的`哀痛、信念、感动、沉思,等其他的复杂感情。云南著名诗人于坚语:“心是什么,这个中国文化独有的说法很难概念化。离开具体的现场,很难说什么是心。但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中国四川汶山大地震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完全可以证实心的存在。”
他认为大地震之后,人性开始回归了,这个回归不同于以往生命个体的回归了,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回归,是民族精神的回归。
“大地震使我们重新尊重生命。生命就是生命,没有错误的生命,没有敌人的生命,没有不值得珍惜的生命。痛心,就是痛惜生命,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生命不同存在方式,这是和谐的基础。废墟下的待救者没有阶级、没有财产、没有贫穷、没有性别、没有年龄、贵贱高低,纭纭众生,一视同仁。一个字,救。生命高于一切,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样的认识来之不易。这才是最根本的救。当我们拯救受难者的时候,其实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最终得救的,是心。”这无疑是幸运的,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在任何废墟上都可以重建。
大量的地震诗歌正是这一信仰的体现。不管诗人怎么写,他(她)写的是真情,不管别人怎么读,他(她读的也是真情),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诗歌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现在看来,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经历地震这一特殊时期,我不敢断言诗歌的走向了,一切都还不确信,但我坚信,诗歌是有未来的,因为它本身就具备的史诗般的价值。
慢慢的,我把心静了下来,有关地震的诗篇还在继续。或许,明天恐慌就开始逃逸,阳光就要灿烂,诗歌就要辉煌。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各据一方,征战不休,争夺霸主的统治地位。其中,刘备管辖割据的地方称为蜀。
刘备依靠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一批能***文臣武将打下了江山,他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刘禅。临终前,刘备嘱咐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刘禅是一位非常无能的君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将政事都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呕心沥血地使蜀国维持着与魏、吴鼎立的地位;诸葛亮去世后,由姜维辅佐刘禅,蜀国的国力迅速走起了下坡路。
一次,魏国大军侵入蜀国,一路势如破竹。姜维抵挡不住,终于失败。刘禅惊慌不已,一点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为了保命,他赤着上身、反绑双臂,叫人捧着玉玺,出宫投降,做了魏国的俘虏。同时跟他一块儿做了俘虏的,还有一大批蜀国的臣子。
投降以后,魏王把刘禅他们接到魏国的京都去居住,还是使他和以前一样养尊处优,为了笼络人心,还封他为安乐公。
司马昭虽然知道刘禅无能,但对他还是有点怀疑,怕他表面上装成很顺从,暗地里存着东山再起的野心,有意要试一试他。有一次,他请刘禅来喝酒,席间,叫人为刘禅表演蜀地乐舞。跟随刘禅的'蜀国人看了都触景生情,难过得直掉眼泪。司马昭看看刘禅,见他正咧着嘴看得高兴,就故意问他:“你想不想故乡呢?”刘禅随口说:“这里很快乐,我并不想念蜀国。”
散席后,刘禅的近臣教他说:“下次司马昭再这样问,主公应该痛哭流涕地说:‘蜀地是我的家乡,我没有一天不想念那里。’这样也许会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呀!”果然不久,司马昭又问到这个问题,刘禅就装着悲痛的样子,照这话说了一遍,但又挤不出眼泪来,只好闭着眼睛。司马昭忍住笑问他:“这话是人家教你的吧?”刘禅睁开眼睛,吃惊的说:“是呀,正是人家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司马昭明白刘禅确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就不再防备他了。
刘禅身为一国之主,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装着想念故乡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而志向沦丧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气可叹。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要严格要求自己,志存高远,不懈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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