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如果一本书,给你传达了一个让你觉得好的观念,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是一本好书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在陈列史料上,而是在分析评议上。整本书作者从一些客观的技术因素去分析中国古代每一个时期为什么会呈现这个时期的样子,这些技术因素包含、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中赋税制度讲的特别多。
还横向跟日本欧洲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先生讲大历史,时而是站在历史的宇宙中冷眼旁观,时而是设身处地深入其内,整本书里,没有对错误混乱的埋怨批判,也没有对繁荣的赞美炫耀,有的是对历史现实的理智与冷静,但是这种冷静与理智并不是冰冷的,而是在这冷静与理智的背后向我们传达了一份对历史的尊重与理解。当然,作者也是在传达他个人的观点。
当我看到最后一行字的时候,脑海里已经被深植了一个观念: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人为或者人无为这么简单的。比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促进因素,也曾经是历史的阻碍因素过,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明清时期历史之所以走向收缩,闭关锁国也有它不得不收缩的技术理由(也许你不一定赞成)而并不能简简单单归结于统治者的失误、腐败。黄先生通过对中国大历史的一系列分析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让自己站在一个后来者的角度上去看待过去,然后轻而易举地下一个结论,当时的统治者好腐败、当时的决策者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就这样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一个制高点上。
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傲慢、多么愚蠢的态度呀。——我们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个侧面而已。而此时,当历史全面地展现在我眼前,我深刻地觉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读书要谦虚,做人更要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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