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机关里新来的一拨又一拨年轻大学生,其中不少还是硕士、博士生;看到家中的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我常常感慨万千,感到他们是幸福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带来的,由此也每每令我回想起30年前参加高考的那段往事。
1978年,在小平同志的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年恢复了中断201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我在安徽淮南市第十一中学任教。当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学校老师们激动极了,大家教学热情高涨,加大了对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力度,积极指导学生复习迎考。因为已经有10多年没有送学生参加高考,作为教师都心存许多遗憾,都想让更多优秀的学生考入大学。那段时间,学校里白天上课,晚上补习,完全进入了临阵一搏的冲刺阶段。
上大学也曾是我儿时的梦想。下放农村时虽然有过一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却因为当时莫许有的政审原因受到牵连,未能如愿。恢复高考,给了我一次机会,于是积极备考。当我陪着学生一同走进考场后,才意识到了困难和尴尬。我是上海69届初中毕业生,没学过高中数学,一拿到数学试卷.全然是一片空白。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参加了各场考试。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语文考卷中作文是一篇缩写,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庆幸的是,我考取了安徽师大淮南师范专科学校,有幸在经历了插队落户当农民,到学校当教师等一系列职业转换后,跨进了大学校门。
恢复高考,迅速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恢复高考制度,很快扭转了一度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影响.也很快扭转了过去教育不被重视的状况。
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人们的共识,尊师重教成为社会的氛围.社会重视教育,家庭关心教育,使教育得到了健康飞速的发展。30年来,教育投入优先增长被明确写入法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继城市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也全面实现。教育结构不断优化,学前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义务教育得到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逐渐普及,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国家富强,人才为重。人才是国家富强的法宝,恢复高考,使国家快速地选拔了大批人才。特别是77、78、79级的三届学生几乎囊括了从66届高中、初中到79届应届高中的优秀学子,使他们在当时3.45%的高考录取率中脱颖而出,而其中大多数是过去2018年中被排斥在升学之外的老三届。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才断层。由于特殊的经历,这三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填补了人才的空缺,并始终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而恢复高考以来高校培养的一届又一届学生,更是源源不断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着各级各类人才,频频不断地改写着我国公民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为国家的富强集聚了人才队伍,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时至今日,公平、公正、公开仍然是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唯才是举,量才录用仍然是高考选拔人才的标准,高考是最为社会所公认的良好机制。
30年前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普通人的人生航向。1980年毕业后,我经组织选调,到淮南市委办公室工作。此后28年来,虽然工作单位换过6个,但始终是在党政机关从事文秘、政研、党务等工作。勿庸讳言,是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由于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使我接触与经历了以凤阳小岗村农民联产承包为发韧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起点的城市改革,尤其是1995年初,我有幸投身到浦东开发开放的这块热土,更使我见证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使我由衷地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
我相信,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恢复高考制度,有这相同感受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
冯导早前的喜剧大获成功,主要不是他导的有多好,是他成功的笼络了一批人在对的地方做着对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脑子里还没有一个健全的观影模式,好与坏的标准就是喜剧可以笑,悲剧让人殇。小人物的生活又特别的接地气儿,观众看电影的时候看什么呢?其实就看个自己。
后来冯导拍多了喜剧片,膨胀了,觉得自己大片导演什么都能拍了。就开始琢磨拍点慑人心魄的,震撼人心的东西。在我看来,冯小刚也许也觉得自己在驾驭悲剧的问题上有那么点没底,于是乎他得给自己的作品加点料,还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料,也就是大灾大难之类的东西。比如他在《非诚勿扰2》里要讨论生死,就必须先浓墨重彩一个人的死亡,用一整部电影去铺陈,再煽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汶川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救援哭得跟那个似的,只是这难道是因为央视的摄像师拍摄技术特别好吗?这是因为那些记者的镜头下对于灾难的解析直击人内心深处吗?当然不是,傻子都知道那是因为大灾本身就足以撼动人坚硬的内心,记者要做的就是如实报道罢了。
刚看完《唐山大地震》我觉得拍的特好,都看哭了。我朋友就说她觉得没什么,觉得煽情挺刻意的,我一直说人家冷血,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冷静的思考啊。直至今日回想起来,除了“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这一句台词,我完全想不到《唐山大地震》有什么特别震撼我的话,所有的哀伤元素,演员的形象脸谱化模式化的。当时内心的颤动不过是因为同理心在作怪,觉得大地震真是太惨了,那么多同胞都死了,仔细想想,这也不是冯小刚的功劳,大地震的部分几分钟就结束了,剩下的不过是我脑中自己脑补的场景。他不过就是给观众搭了一个空架子,电影好不好看完全要看观众自己的修为。他拍一唐山大地震你要能脑补出一个星际大战,那这片子你就爱翻了。
所以说,会拍的不如会说的。这次他又要拍《1942》,说是要让人们铭记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可是人都说了,饿死人的年头多了,你说哪一年?为什么是这一年,这一年和下一个饿死人的那一年的礼拜四有什么不一样?你就说不出来,仔细想想,也只是因为刘震云写了这么一部小说选择了这一年罢了。冯导多聪明啊,用一个苦情的背景去烘托一个故事,连人物特点书里边都写好了,你不得不以一个国人的心去带入自己的私人情绪,很难以一个纯粹的角度去观赏。说白了还是他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大背景渲染就表现不出东西。
总觉得现在的大导演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个发国难财。救国英雄什么的就必须拍一段小日本把人虐的跟妈了逼似的然后人们忍无可忍起身反抗,我前段时间看电视剧,敌方逼供我方同志的方法居然还是抓了他妻子在他面前羞辱,为什么总是同样的剧情在反复?因为国人就吃这套。《金陵十三衩》也是这样,我承认当时看完也很难过,不是震撼,就是难过,想说这几个女的真苦,心里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苦,后来还是豆瓣里有人说了句,“就因为他们是妓女所以比学生的命贱吗?”仔细想想可不是么,人性的光环要这么去烘托,不就是赤裸裸的阶级歧视吗?看完以后好多人在骂“小日本真XX”,那么请问导演想要突出的人性光点在哪儿呢?有人提吗?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既然想要用这种民族情结的东西烘托自己的电影,就不要怪观众陷入这种情节之中而忽略电影本身。
而此种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取材的是中国历史,中国人能代入情绪,等到上映的时候还因为中国观众多,花钱看电影的也多,就能带来票房。
一九四二,在抗战八年的宏大叙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刘震云说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的感冒,整个历史上却没有河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上映,某种程度上打捞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片尾旁白问母亲一九四二年的经历,母亲说,那些闹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写它,图个啥呢?
是的,图个啥呢?
冯小刚避免陷入国族的宏大叙事里,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底层中国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为的是不可磨灭的亲情和记忆,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或国家。他深知在这种极端情境中的选择是没有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饿的奄奄一息的灾民按照社会的想象“气节”一番。这是冯小刚的进步之处。
这部影片现实得残酷,残酷得却不彻底。那段沉重的苦难让人备感压抑,而灾难中真实的人性则让人更加绝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说辞。人命贱如草,生无尊严死无尊严。野菜、树皮、观音土,凡是能撑满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满尸体,任野狗撕咬,路过的人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为交易,卖妻易子,只为几升小米;让这种灰暗的色调蒙上一层黑色的残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先是卑微的苟活,再是沦为野兽般的苟活,活着,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溃败的社会无不如此,这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毫无关系,跟所谓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仅失之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识形态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会发生大饥荒,却没有出现食人的极端场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而是因为有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接济使他们不至于沦为目露凶光、只知果腹的.野兽。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仅政府没有动力去解决饥荒,各种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也没有多大生存空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已解剖出大饥荒背后的机理,饥荒的背后是权利剥夺,“从未有一个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这在二十年后那场更大的灾难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又过于保守。他毕竟希望给绝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温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蛮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极端状况,要防止这种极端状况的不断呈现,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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