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教授在阐述新教育观念下的学生观时,认为新学生观就是注重学生发展的潜在性、主动性和差异性的学生观。这是教师在教育中努力探索的最大可能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逐渐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这一教育行为产生的观念性前提。作为教师要运用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和选择性: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中,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是聆听、练习、回答问题和记笔记,整个思路是跟着教师转,活动比较整齐划一且呈现集体化的特征;而在主动发展的学习方式中,学生是在探究中学习,其个性特点表现较为突出,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变得更为复杂和细微了。
走出教室,不必再被考卷缠绕,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妙,直挺的松树、翠绿摇曳的椰子树、菩提色的初夏荷叶及风尘仆仆、随风迁移的候鸟,令我尽收眼底。刺红的太阳把我脸晒得红通通的,彷如秋天刚成熟的苹果似的。
在教室里就如同在火山里,头脑随时都要爆开,而在赤热的火山里,一块块的岩石就彷彿一张张的考卷似的,写也写不完。而在教室的外面,可以捕捉一些在大自然里,人生中精彩的镜头,让在学校的`生活里,更加美好、更加快乐、愉悦、更加自在。
我不喜欢待在窄小的教室里,不希望埋没在黑白的考试卷里,只希望我有一片宽阔的天地,让我自由自在地奔驰,让我尽情地玩乐。
钟声再次响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宽广的天地,并与小花、小草们说再见,步伐不再像下课前那样沉重。走进教室,准备再次打开那含有复杂公式的数学课本。
走出教室后,我才发现世界是多么的宽大,普鲁斯特曾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世界,而是用新视野看世界。”
张德明,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专专著《人类学诗学》、译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参与主编《世界诗库》等。另著有诗集《打水漂》等。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这本小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_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记得黑格尔说过,对于一个具有坚实内容的客体,最容易的是对之作出评判,最难的是对之作出描述。诚哉斯言!与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一个坚实的\'客体作出评判,不如扎扎实实地读懂读通原著,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将之表述出来,这样,西方的理论话语才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汉语文化的学术资源。那种动不动就靠搬弄西方名词术语唬人的做法,那种“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高头讲章,不是自己理论功底欠佳的表现,便是掩饰自己汉语修养火候不到的障眼法。一位名人说,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掌握群众。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让理论直面“世事性”,让一般大众读得懂。在美国访学期间,我老是惊讶于美国学术专著的发行量之高,一般民众对理论的兴趣之大,甚至像斯皮瓦克这样艰深晦涩的专著,也能印到20多万册。
个中原因,我想,普遍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固然是主要方面,但理论与民众、世事的“亲密接触”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强调与国际对话,与世界接轨,但有不少人忘记了,或不屑于将西方理论通俗化、本土化,让它真正掌握群众,化为实实在在的批评能力,结果形成一种悖论,仿佛我们与世界接轨接得越牢,对自己的世事就越可以不关心;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越多,与自己的民众就可以对话得越少。我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如何通过自已的著述去培养“理想的读者”,而会抱怨读者素质太低,学术环境不够理想。的确,应该是反思理论如何本土化并掌握群众的时候了。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多么好,只不过自己一直来尽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的通俗化或大众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作者莫大的安慰了。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