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是闹花灯的日子,文化广场里正在闹花灯。
进去一看,哇!里面的灯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个灯的海洋!看了这么多美丽的灯,我也想亲手做一个。回家后,我找出一个有提绳的透明的长方体塑料酒盒、一张硬纸板、一瓶乳胶、一张广告纸、一根铁丝和半只蜡烛。我先在酒盒底部的中间用锥子钻一个小眼,把铁丝伸进去,里外都打一个小结,把它固定住,把蜡烛插在铁丝上。再把硬纸板切成略大于酒盒底部的形状,涂上乳胶,粘在酒盒底部作底座。又把红黄两种颜色的广告纸分别剪成两条龙的形状,把它粘在灯笼的四面。为了让灯笼更好看,还要在底座上涂上喜庆的红色。
最后,把蜡烛点着,盖上盖子,灯笼就做好了。爸爸看见后夸我做得好,我又给它取了名:龙灯。
不管怎么说,颂莲还是跟其他的姨太太不一样的,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嘛。她没有其他的姨太太心狠手辣,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斗气。她对雁儿可能只是为了出一下她假装***被拆穿的气,也并没有想着要把人害死。
因为斗气产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比如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的龙小虾硬是把徐朗和出租车司机给气得跟她飙车,结果被交警抓到。可能有人会问:这是电影,找点现实的。先不说电影这样的艺术品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应,找就找呗:我们当地两个高中生打架,一个孩子处于下风,就说:“有本事你把老子打死,打不死找人弄死你!有本事你打呀,这是砖头,砸!朝这(指脑袋)砸!”(这些话是后来同学回忆的),结果那孩子真的一砖头砸了下去,砸了个脑震荡。年轻人火气旺,万万不可随意就与别人斗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激将法屡试不爽的原因了。
以上内容就是我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的感觉,很是惆怅。或许很多人会一直惆怅下去。
虽不似昴日鸡,爱花冠而终日理。人们喜欢美丽的头饰,喜欢帽子,倒也算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牙牙学语的娃娃若哭闹,买顶绒线帽子哭声就止住了;正值青春的姑娘受了挫,买顶漂亮帽子信心就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闷,买顶毛呢帽子心底就暖和了…
连高大的树冠算着,一切冠帽之中,我爱华丽的鸡冠,玉洁的冰封,同一顶盖在头上用处迥异的小帽。提起帽子,就会想起被团成一团的红色毛线,自己兴高采烈拆帽子的乐趣;就会想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曾被包裹的\'脑袋;想起母亲微撇的双眉,同嘴角藏不住的一抹浅笑;小路上想起火又辣的太阳;医院拐角处想起过去担忧的自卑;在家中想起各式各样的小帽,冬天的毛线帽,夏天的鸭舌帽,草帽。真的,帽子的缘结的太多了,记忆里网着的就都是。
记得曾经的雪日,最期待的并非打雪仗,堆雪人,却是这一日能在上下学路上正大光明地扣一顶粉丝绒小帽又不被家长责罚。还未出家门,总能听到母亲的叮咛:“路上冷,戴了帽子去吧。”而后便见母亲笑盈盈携了帽子走出,戴在我毛茸茸的头上,再替我细细整理,抹去了挡住视线的碎发,才放我出家门。走在路上不管身子有多冷,脑袋上却总裹着一片暖意,似是顶了一个小太阳。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一直思慕着的。
犹忆去年秋天,我动了个手术。手术虽小,但要求剪去部分长发。我曾试着抗议,最终也因医生坚持妥协了。可惜剪了头发后终是难过,就一人在床前不语,目光略滞。母亲瞧见了,不知从何处变出一顶鸭舌帽戴在我头上,灵巧的手翻飞着,三两下把我的短发压入帽中,又找来镜子推给我看——镜中人发型利落,恰似少年。那一瞬只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此,在我十几度春秋中便已通过母亲收到数顶帽子,却未曾送出半个,怪哉!
几日前,无意间瞥见母亲在梳头,我悄悄窜去她身边,正看到她草草挽起了凌乱的发丝——其中竟夹杂着十几根白发!我愕然。许久之后,我又蹑手蹑脚跑去取了一顶贝雷帽回到母亲身后,轻轻为她戴好,一如儿时她对我一搬温柔。蓦地,母亲瞧见了我。你看,她正勾出浅浅笑容,我愿就是那其中的一份笑颜。
唉,壮,如今帽子越来越多,虽然颜色不一,款式各异,但深情几许,尽在送帽人的心意里。
电影虽然典型意象都并非源于原著,但是却基本保留了故事内核,展现出原著绝大部分样貌。但作为一个读者,觉得电影有两个地方属于情节上处理的不妥当之处。
一是关于大太太的儿子飞浦与颂莲的情感关系。小说里对飞浦和颂莲相处的场景有连贯的深入描绘,可以说飞浦是大院外新鲜气息的象征,寄托着颂莲朦胧的希望。但是在影片中飞浦与颂莲仅有两次交集,一次为颂莲见到飞浦夕阳下吹笛,第二次即已到两人喝酒,说话已颇为熟络,且颂莲的表现显得突兀,很不妥当。
二是,关于梅珊事发的情节,原著中与颂莲无关。颂莲与梅珊在原著中有些惺惺相惜之意,尤其是颂莲曾提示梅珊“你要小心“。在电影当中,颂莲酒后揭露梅珊的秘密,减淡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且为颂莲性格抹上负面色彩,令人难以接受。
至于颂莲形象的变化等诸多改变,我则皆理解为影片集中展现矛盾,开展故事情节的需要,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大红灯笼高高挂,无论是挂在江南水乡的大花园里还是山西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高挂的是什么,我们总看得清。
前文我谈到雁儿代表的渴望,在这一部分,我不想谈她,也不谈颂莲。只想谈两个人,老爷和梅珊。
老爷的形象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但声音却总是带有命令色彩,不容置疑的。从太太,管家和下人对待陈老爷的态度,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宰者,淡化了面容形象,深化了象征隐喻的意味。他是女人们命运的操控者。面对颂莲那句,这里的人算什么。他大概是唯一有资格算作人的人。但由于故意隐去的人物形象,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封建家庭里古老的规则和权力的代表了。
梅珊是我在这个故事,这部影片里最喜欢的角色。角色定位是我所喜爱的,演员的演绎更是无从挑剔。
从颂莲入门的那个晚上把老爷叫走,到一个人大清早唱戏的桥段,梅珊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行动直接地表达情绪。
而和人一样的,是她的屋子,人是戏子,屋子也是像极了戏台子,在这大院里特立独行。
她是女人们中的第一个牺牲生命的人,是因为她的行为挑战里规则与权力。她选择了和高医生相好,甚至对知情的颂莲甩下一句,“我才不怕你说,我一会儿就去找他。“这就是挑战,是反叛,是陈家大院无法容忍的一切。
我欣赏梅珊强烈的自我意识,无论是镜头里她唱戏时的身段步法,红衣水袖,吃饭时横竖甩下的那句,“我话说在前头,下次老爷点我的灯,我也端回去吃“,还是她得知颂莲假孕迁怒于雁儿时,脸上淡淡的忧虑,轻轻甩下一句,”四妹,何必与一个下人一般见识呢“。
梅珊的反叛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对陈佐千的背叛,是对陈家大院束缚的挣脱的尝试,但是她失败了,在压迫之下,香消玉殒。这是不可抗拒的宿命,是唯一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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