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原题为《关于费尔巴哈》,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最早发表于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文件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
精疲力竭地读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却无奈地发现没有任何的思路,大概这是第一次读到如此抽象、生涩和难解的文章吧。或许是有些不服气,当我鼓足勇气读过第二遍的时候,却发现和初读这篇文章的感觉略有不同,好像有那么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萦绕在心间。欣喜若狂的我而后又重复阅读了几遍,再加上老师的解读和引导,终于,我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文由11条大纲构成,全都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这个中心,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概念和意义,因此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是直观的、非实践的,这导致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摆脱唯心论的巢臼。马克思正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扬弃,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观点:旧唯物主义是没有把事物、现实等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大量被引用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的雏形。
简明扼要的提纲勾画出这样一个有异于先前哲学家所确立的“人”:这个人与其周围的一切的联系都是一种东西——即是实践。这个实践是最广义的,它涵盖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自然人体对周围环境的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作用,以及人的思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因素而作用于他人,而同时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特殊的感性和情感,因此,人的客观真理性仍然需要通过来实践证明。马克思很明确地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理作为人的思维的经验性的东西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
首先,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即“从前的一切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实践的意义,从而正确的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我们并不能单单从唯心主义来理解人的单纯能动性,也不能单单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的单纯受动性,而是要结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人既受自然性的支配,同时又能以自己的能动性来改变自然,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到这样几个观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后,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在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同时,批判了其只能把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将人从肉体和精神的状态中主观剥离,批判其否定了人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
最后,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而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观点。
总之,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将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分析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并且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实践出真知,只有实践才知对错,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前者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通过对《提纲》的学习,使我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1845年已经写下了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第三条中马克思写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第八条中马克思写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一定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作品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也是最值得学习和拜读的文章之一,根据学习推荐精读了这篇文章。
——观著名作曲家刘长远先生作品音乐会、作品赏析讲座有感
刘长远的作品百听不厌,耐人寻味,这是多数观众对他作品的评价;在专业圈内,演奏员们对他作品的印象多是刚接触时叫苦叫累,拿下来以后大呼过瘾。因此,也流行着这么一个玩笑,在乐队排练刘长远作品期间他从不露面,因为他总是挑战演奏员的演奏技术和速度极限,大家练起来辛苦,愁肠百结。但排下来以后,刘长远就笑呵呵的来了,那时演奏员们也都换了副嘴脸,喜笑颜开地大声叫好。
这场周末音乐会,是"指挥家彭家鹏带你赏民乐"系列首次以作曲家个人作品构成的专场演出,选曲民族管弦乐《抒情变奏曲》《忆》《龙跃东方》三首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不仅在专业圈内得到认可,在广大听众中备受欢迎,也是海内外各大乐团争相上演,中、小学乐团比赛的必选曲目之一。作品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在彭家鹏挥舞的棒下总能得到完美诠释,柔情与动感并存,激烈而又内在,音乐流淌入心,令观众为之倾倒、震撼。
下午的讲座中,刘长远详细讲解了民族管弦乐《未来的希望》《梦释》。为了让讲座更加生动,他特意邀请了青年演奏家王玉珏首演扬琴协奏曲《月下无影》,音乐灵动,技巧高超;赵志勇吹奏了唢呐协奏曲《金声》,展示了唢呐细腻委婉的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获奖的民族室内乐《水墨画》,虽然学术性强,但可听性也不逊色,在张莹莹、丁雪儿、董淼的演奏下,其精致的旋律线条优美动听。
有趣的是,一位号称"拒绝听民乐"的听众却破天荒地从头到尾跟着聆听。他是从青岛特意赶来的著名歌剧导演王景彬。曾经,王景彬和彭家鹏一起合作歌剧《茶花女》,演出非常成功,他就对彭家鹏说"你还是跟我一起弄歌剧吧!中国民乐有几个问题解决不了——律制不对音不准、齐奏混奏不具交响性、音响太杂噪音多。"彭家鹏习惯性地耸耸肩,只微笑说了一句"民乐你还是要听一听".王景彬听了彭家鹏"劝告",看了音乐会,他惊讶地发现:彭家鹏把民乐这三个问题天衣无缝地解决了,刘长远的作品更是把民乐的张力和潜力挖掘深入,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民乐!他像是被敲开了喜爱民乐的心门,"以前没有真正认识到民乐这个瑰宝。现在有了好作品,在一流指挥和乐队的诠释下尽显了民乐的美,民乐完全可以交响化、国际化!"王景彬改变了对民乐的旧识。
从偏见到偏爱,发现一片未开垦之地
刘长远真正介入民乐写作,是从2003年《抒情变奏曲》一炮打响开始的。第一次写民族管弦乐就获得巨大成功,给了他很大鼓励。2005年,他创作了琵琶协奏曲《戏弹》;2009年用自然音写成展示多种乐器solo的.民族管弦乐《四季》;2010年受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创作了打击乐分量十足的《龙跃东方》;2011年受澳门中乐团委约为纪念辛亥革命而作《未来的希望》;2012年写下了名扬海内外的《忆》……他的很多民乐作品常闪耀在舞台上,刘长远对民族管弦乐创作越来越熟悉,对它表现力的掌握也越来越自信了。
然而,在这之前,刘长远对民族管弦乐的理解也有些偏差。他9岁开始拉小提琴,还坐过交响乐队,1985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获艺术大师文凭。这些经历使他掌握了扎实先进的作曲技法。虽然也写过一些民乐小重奏,但他对民族管弦乐还是比较陌生的,民乐也一直不像西方音乐那样能钻到他心里去。在八九十年代,像很多人一样,刘长远也曾觉得民族管弦乐音不准、节奏不准、声音偏小偏窄。直到2000年以后,面对写交响乐得不到演出机会,呕心沥血谱出的乐章仅上演一两次就被尘封在抽屉中的无奈现状,使刘长远深深感到作为作曲家的身份价值得不到体现,恰好此时指挥彭家鹏也总是鼓励他催促他写民族管弦乐作品,就这样,刘长远踏进了民乐领域。
渐渐地,刘长远发现"展示民族乐器本身的特色取决于作品".民乐作为独奏和重奏形式非常好,但同时,作为管弦乐队,它诠释的那种柔美和张力更具韵味。因为中国乐器跟西洋乐器不同,西洋乐器音准稳定,但民族乐器善于表现变化音,有些还可以通过气息随心所欲控制音高。并且,民族管弦乐队也可以在节奏、音准上做到非常准确,关键在于指挥的要求。运用好中西乐队之间互补、相融的关系非常重要。
这让刘长远感觉进入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新领域。十余年光景,他不断挖掘民族管弦乐的特色。他有一个使命感——在世界音乐中证明中国作曲家能像西方作曲家一样对艺术做出贡献".他希望不只自己这一代人这样想,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去证明。他说:"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60多年,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才刚刚开始。我们中国作曲家比较幸福,因为我们有民族管弦乐这片未开垦的土地。"
与肤浅对立,追求思想内涵深刻的作品
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有人喜欢突出色彩性的创作,有人喜欢描写民间风土人情,有人喜欢优美婉转的曲调,有人喜欢先锋派的无调性音乐。而刘长远创作的最大特征则是思想深刻、张力十足。
刘长远认为,"有思想性的音乐能给人带来更大的触动。"平时看起来,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却不时体现着严肃性。他喜欢在音乐中表现思想,表现人生哲理,让人听完音乐之后不禁深思。就像听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会思考什么是死亡,刘长远的《忆》让人想到伟大的母爱或者爱情,《抒情变奏曲》则寓意人生的沧桑变化。在刘长远的音乐中,这些对人生意义、人性情感的表达与思索时常流露。艺术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指出:"严肃的、真正的、担负责任的艺术必定会卷入生命和人类存在意义之类问题的探讨。"历史的车轮也证明了这一点,载入史册的多是思想性、艺术性极高的作品,这样的音乐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
其次,音乐张力巨大,旋律独创也是刘长远作品的一大特征。弱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强的时候疾风骤雨一般,慢的特慢,快的特快。著名作曲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曾评论"刘长远的音乐极富戏剧效果,给人以画面感".它给人带来的触动和震动较大,易引人入胜。彭家鹏不止一次赞叹"刘长远所有的旋律几乎都来自自己的灵感,他是自己想出来的,这太难了,就像上帝告诉他的一样,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声音,无法代替。"
刘长远的观点是:"人要追求不肤浅,肤浅的对立就是深刻。因为毕竟是严肃音乐,不是娱乐音乐,娱乐音乐是另外一回事。"但好在,他的深刻是考虑听众的,他从来不迎合不讨好听众,却想尽办法能让观众听懂。他主张作曲家必须要把民间的艺术提炼上升到人文的艺术,与专业相结合,又让听众喜欢,才能雅俗共赏,引领观众的审美品位。
用心挖掘乐队潜力,推动民乐向前发展
事实上,现在很多民族管弦乐作品都非常棒,但彭家鹏似乎对刘长远的作品"情有独钟".在他指挥的音乐会中,几乎都会安排刘长远的作品,一首,甚至更多。这种偏爱缘于"刘长远不断把民乐的潜力和空间向前推动",这是刘长远的贡献和追求,同样也是彭家鹏的。
当前,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和指挥家贤者辈出,可是没有好作品,乐团难以提高。作为贯通中西的一流指挥,彭家鹏指出"刘长远的每一首民族管弦乐作品都是对乐队的飞跃提升".刘长远特别用心地挖掘民族管弦乐内部的可能性,在民族器乐的演奏速度、演奏方式上挑战极限,他把民族乐器好听的、科学的东西写了出来。手法新颖,音乐语言和节奏型运用复杂,配器与技法应用现代又适度,极具时代感和表现力。虽然在每次排练过程中,彭家鹏和演奏员们都感觉很辛苦,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做,在尝试中不断突破自我。
至于怎么写好民乐作品,也是门艰深的学问。由于民族管弦乐队没有铜管,很多人都误以为民乐出不来非常有张力的、气势恢宏的场面。细心的彭家鹏发现,刘长远在处理作品矛盾冲突时,除了使用中乐的管乐以外,他把民族管弦乐团独有的弹拨乐发挥、调动,用弹拨乐的扫弦、轮指,像狂风急雨一样渲染氛围,效果同样令人震撼。因为看到中西两种乐团的发音、编制、和声、共振、思维方式、音乐语言等不尽相同,刘长远非常智慧的寻找到了中国民乐自己的创作方式,决不盲目照搬模仿西方音乐。
还是那句话,作品决定了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未来。西方管弦乐经历了几百年发展,是各国作曲家共同创造的。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作曲家,就没有今天传世的经典之作,也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交响乐团。而中国民族管弦乐,目前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来写。彭家鹏感慨:"如果多一点像刘长远这样用心想把民族管弦乐提升到国际水准的作曲家,我觉得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发展能够缩短时间寻出一条非常科学的发展道路,迅速达到一定高度,在历史上,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
全文由11条大纲构成,全都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这个中心,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概念和意义,因此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是直观的、非实践的,这导致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摆脱唯心论的巢臼。马克思正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扬弃,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观点:旧唯物主义是没有把事物、现实等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大量被引用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的雏形。
扼要的提纲勾画出这样一个有异于先前哲学家所确立的“人”:这个人与其周围的一切的联系都是一种东西——即是实践。这个实践是最广义的,它涵盖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自然人体对周围环境的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作用,以及人的思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因素而作用于他人,而同时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特殊的感性和情感,因此,人的客观真理性仍然需要通过来实践证明。马克思很明确地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真理作为人的思维的性的东西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视为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实践决不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在思辨哲学上的纠缠不清。因此,实践也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人径直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在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被界定为有着“主观”、“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对象化意味着人的预期目的在其存在对象上的实现,即包含着人化的意味。实践既然有了人的对象化,也便有了主体性的意味,因而实践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辨哲学上,更多的是社会性和人的主体活动当中。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与作用,而是使问题又回到主体的能动方面。他认识到,只有在主体感性的参与下,才有认识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建构起任何认识论。为此,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感性束缚在思想和观念所决定的范围,而是把主体的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他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实践活动被赋予一身二任的品格,既体现了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使主体感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
这个广义的实践与“社会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经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以个人的活动应该且必然社会化。从现实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每个个体的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虽然我们依然还有相对孤立的生活。作为单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接触的人和事,相对来说是比较局促狭小的,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着意去拓宽就会变得僵化,人身处于社会当中,活动却局限于社会的一个微小的角落,显然人只是这沧海一粟,晦朔相比于春秋。
在此,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
为此,我们需要以高远的视野把宇宙浓缩,把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现实中去,这个活动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取海量的信息,直接的方式指亲身实践,尝尝梨子的滋味,前者主要是“读万卷书”,当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止是是读书了,后者主要是“行万里路”,自然也不仅指行路一途,通过两种方式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可以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加的全面、灵活、精深,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更加合乎科学,更具革命性。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实践是革命的。而最后一条纲要引起了我最大的共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它改造着自然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实践,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进步。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任何无助于现实生活向前、向上的改变不应看作有效的实践,比如“永动机”只是天才的幼稚的火花,终于会在现实面前破灭。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前者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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