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一】
我们是小水滴，我们的家是大海.那儿有可爱的鱼儿，碧绿的水草，还有美丽的珊瑚! 一天，空中飞来一群大雁，向我们招呼:"小水滴，快上来，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大雁姐姐，我们没有翅膀，怎么飞起来呀？” “你们可以请太阳公公帮帮忙嘛！”大雁姐姐说着，就急匆匆的飞走了。
第二天，太阳公公刚起身，我们大伙说：“太阳公公，我们要去旅行，可是没有翅膀，请你帮个忙吧！” 太阳公公点点头，微微笑。太阳公公升起来，放射出万道金光，照的我们睁不开眼，浑身暖烘烘的。不一会儿，我们的身体变轻了，慢慢的离开了大海，向空中飞去。大家快乐的叫起来：”我们长翅膀啦！我们长翅膀啦！”原来，我们都变成水蒸气了。
飞呀飞呀，我们觉的有点冷了。我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紧紧的抱在一起，越抱越紧。一会儿，都变成了一颗颗很细很细的小水滴。风爷爷带着我们在空中飘来飘去，人们把我们大伙叫做白云。
啊呀，我们的身体怎么这么沉，越飞越累，越飞越慢，都有点飞不动了。过了好一会，我们想，到大地上玩玩多好呀！风爷爷好象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呼啦～呼啦～”刮起风来。
这时，我们里面有些大胖子，冷的缩成一团，又变成了小水滴，还来不及和我们告别就落下去了。只听见地上的小娃娃们欢呼起来，”下雨了！下雨了！”
大伙排着队又流进了大海。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二】
爱默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感到孤独寂寞，就让他看看天上的星星吧。这些从天国传来的光芒会将他与他所触摸到的世界分离开来。”
我是一个喜欢看星星的人。在夜晚，仰望星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夜幕上星辰闪烁，璀璨而华丽，有着绚烂而迷幻人心的美。伸出手才发现，它们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星辰是近乎永恒的存在，它们将亿亿万万年地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中。而我们，与这宽阔无际的穹宇相比，只是那样微渺的一点。很好奇星辰所存在的神秘空间，那个我们不可捉摸的宇宙世界。
我常常去书店，想阅读那些有关科学的著作，可每次翻阅便被上面晦涩的专业术语，难以理解的化学物理概念所困惑。一次偶然，在一大堆书中看到了一本封面黯淡的，上面只有两个简洁之字的《宇宙》。我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草草阅读之下，并没有看那些纯学术的作品而感受到的生涩难懂，反而走进了卡尔萨根所深爱的那个奇幻的宇宙世界。将书买回家，我沉静地阅读了起来。小时候有梦想成为科学家，儿时的认知中，科学是一个奇妙的词，可以创造发明出无数新奇的东西，同样那些遥远星辰上的画面和故事也让我格外向往。而长大以后才发现，科学是那样的深奥玄妙，梦想也早已不知所踪。卡尔萨根的《宇宙》却让我重新陷入了那个梦境般奇幻的世界，也燃起了我对科学的热情。书中并没有其新的理论与知识的发现，但吸引我的是萨根那形象生动的描绘和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萨根笔下的宇宙是动态的，不是那些深奥的天文学宇宙学概念，不是只有天文科学家们才能看懂读懂的独享事物。微观粒子的奇妙和宏观宇宙的壮美，属于宇宙的秘密，那样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萨根的独特讲述，使我深深沉醉其中，那些我所渴望知道的奥秘，从宇宙洪荒到如今科技时代，从西方的文明到东方的历史，都一一得到了解答。在萨根的《宇宙》中，我不再恍若一个旁观者，只能仰望着那一门高高在上得学科，欣赏着别人津津乐道的天文事件；我感到我成为了这茫茫穹宇中的一员，身处其中，探索着它那惊心动魄的奥秘。紧紧缠绕主题的，不仅只有广阔宇宙之间的奥秘，更有对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与宗教，命运与梦想的探求与思考。其中萨根这样写道：“……宇宙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有高级生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除地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们是珍稀濒危的物种。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有人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星系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的过程：我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 这是萨根和平的博大之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他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普及者，更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即使在病重之时，他仍然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倾其心血编著讲述着《魔鬼出没的世界》中科学的蜡烛怎样照亮黑暗。。。。。。
在全书的结尾萨根更表现了其对人类前途的深深担忧，并为地球而呼吁着“我们应该忠诚于全人类，忠诚于整个地球。必须由我们来为地球大声疾呼。维持人类的生存不仅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宇宙负责，对这个古老的、浩瀚的、孕育了我们的宇宙负责。”伟大的萨根编写了一首真正的宇宙史诗，深爱着宇宙星辰的他，追寻着自己的梦想而去。像萨根一样“酷爱星辰，岂惧夜幕”，努力寻找生命中最璀璨的亮点吧！
因为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三】
先说第一大题，是选择题，考的是所谓的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上来便是教人闻风丧胆的天下第一题，考拼音，多少英雄好汉折戟与此，老师尝云：“第一题皆送分题也。”果然送分，不过是送给出卷老师。“小弟出来乍到，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老兄太客气了，且看下一题。”考生一看，大呼后悔，该在第一题上磨蹭几分钟，好做心理准备。第二题乃字形，其畸形程度毫不逊于第一题，A，B，C，D俨然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不做DNA鉴定，鬼才知道谁真谁假，“对了，我会用语感。”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一两题做完，才知道出卷者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语文同英语的差别。罢了罢了，再看第三题，第三题一惯来讲是修改病句，读一遍，怎么四个都对，不可能，一定有错的，深入读几遍，咦？不好，好象四个都是错的。生离死别了好久，挥泪斩了三个，由天吧！爬出了前三题的幽暗昏惑，只有第四题才绽放出一点人性的光辉，排序或文学常识。排序体现能力，考“标”；文学常识展现知识素养，考“本”。让真正喜欢文学懂文学的人找回了一丝自信。
前三题说是考基础，但试问又有多少文学大家做这种题目能做全对呢？恐怕很少，因为他们所着的文学大作里也会有一些错字，病句。难道就说他们基础不行根基不稳？同样的句子，放在名着里便是名句，放在语文试卷里则是病句，这只怕会让热爱文学的人心寒。名人讲演，其间难免会有一些字音错误，若是被耳尖又极富责任心的优秀学子听到，少不得会大呼错了错了，随即跳将起来纠正发音，维护真理，不言而喻，下面便是“献身”了。
着实滑稽，想想也没什么意思，真理是少数人发现的，但却掌握在多数人手上。即便是真理，也未必不会成为谬误，所谓通假字，其实许多也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而已，只是由于众人都将错就错，错别字也就被办了证，成了我们现在拼死要记的东西了。
原本所谓的事实与真理，也会被轻易打倒，有据可查的“据”也会变得子虚乌有，《现代汉语大辞典》常常修订，不就是在干这事么？比如“空穴来风”一词，原意为：有洞穴才有风进来，比喻消息和传说的产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同样一个成语，到了后来的修订版中，引申意却正好相反，比喻消息和传说的产生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管中窥豹，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阅读，近些年高考阅读题分值在攀高的'趋势，分值走高，文章也愈见水平，可出的题却愈发玄乎了。常常题目一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瞪圆双眼，绞尽脑汁，也没发现题目是在说文章的。总有这么几道题，问某个字用得好不好，请说理由。答曰：不好。但凡见这两个字，评卷老师便会翻翻白眼，坦然而诚恳地吐出两个字：白痴。随即一个交叉的符号落于纸间，尘埃落定。那就说“好”，但具体好在哪里，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通用的法子——打擦边球，既然是打擦边球，自然是球做得越大，越容易擦边，于是乎一篇阅读做下来，好似写了一篇六百字文章，答案终究是简单的，长篇大论，多是废话，有用的只有寥寥数字而已，这还要看评卷老师爽不爽帮你找到它。还有的题问作者为何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不用看，答案中定然会有与国仇家恨、作者背景相关的文字，其实欣赏文学作品考虑作者背景这没错，但却万不可陷入这个死胡同里，并不是所有的作品写出来的时候，作者都想到了国家和社会，也许只是一时触景生情发出的喟叹，具体是什么情感，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未必知道，因为文章是感性的。而现在出的阅读题，明明是作者的闲情文字，却硬要和劳什子国仇家恨扯上关系，好像作者每一次动笔之前都要在心中默念三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为黎民苍生祈祷求福一般。
着实教人恼火，怪不得有传言说韩寒写按自己文章出的阅读题却考不及格，张爱玲国文不过，真是讽刺。现今有许多阅读题出的与文意相去甚远，高考乃人生之重大关口，如此出题，岂不怕招人唾骂。
最后说说，作文分值很高，这是对的。文学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写文章。既是写文章，除去题目，其余便不该再做限定。单纯的考生总是一味的信“评分标准”，却忽视了“评分细则”，这种错误与混淆“原则”和“原则上”的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只要与万恶的社会、丑陋的政府接上火，任你思想再深刻，文采再斐然，也是徒然。于是乎，众多考生避开交锋，纷纷拥上高楼，怀古伤今，你拽了李白的一条胳膊，我扯了苏轼的一条腿，屈原投江投了又投，韩愈胯下钻了又钻。任题千遍，我意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写作文，就得讲究个无招胜有招。怪不得，我一朋友说，他在初三抄了一个排比句式，以后每次作文都能博得个波浪线，拿个高分。基本上是：“人生就像一个五味瓶，装着酸甜苦辣咸”云云。
有人说，高考写作文，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笔者认为形容的十分贴切，可搞不明白的是国家教育部门为什么要给学生戴上镣铐，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学教育上来说，我以为都是弊大于利。
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说一只青蛙被放入一个瓶子里，扣上带了孔的盖子，青蛙刚开始还会努力撞击瓶盖，意图跳出去，可反复跳了许多次后，发现没用，时候久了，将盖子打开，青蛙便再也不会跳出去了。同样，长时间的“戴着镣铐”，受着拘束与压迫的人，也终究会失去创造力与斗志。
中学语文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提高文学素养，培养文学悟性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同时也为将来走文学之路的热爱文学的学生打基础，因此尤为重要。而现今的语文教育模式与原意却大相径庭，适得其反，这终归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四】
如果我是语文老师，我不会备课到12点，我会在晚上8点半睡觉，早上7点起床。到了学校大约是7点半，同学们还在早读，我会先进教室，关照一下领读员，然后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趁机玩着QQ和小游戏。如果第一节不是我的课，一节课铃声响了，我马上在电脑上找卷子。下课了，我来到教室和同学聊天，上课后，我会让同学做卷子。如果学生乖，那么我就让他们暂时不做。
如果我是语文老师，当同学有题目不会做时，我会让他们先自己思考一下，如果还是不会，那我就耐心地开导他们，而不是告诉他们答案。等他做完了，我会让他们先说一下思路，这样可以让他明白做题的思路，下次自己一定会先思考，不会马上问我（因为怕麻烦）。如果我没空，我事先会跟同学说好，谁谁谁帮助某某某学习。我还会不让他们只是给被帮助同学答案，而是要被帮助人自己想，当然可以给一些提示。
如果我是语文老师，如果有同学没考好，我不会带他去办公室谈话。因为我明白，在办公室谈话，即使是再温柔的语调也盖不住词语的原来的意义，有时甚至会伤害个人自尊心。所以我会以写信的方式去问候他，问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并以朋友的方式去告诉他考试没有考好的原因，让他明白，其实他自己与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我是语文老师，我会和同学做朋友，无论何时何地。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五】
一提到考试，大家都抱着头仰天长啸，我也不例外。不管在哪一科目的大大小小的考试之前，我总会满脸忧伤的对同桌说：“哎！又要考试！讨厌死了。”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总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生怕自己考砸了，要挨批的。
发考卷了，大家总是习惯性的拿起考卷浏览一下，然后开始考试，刚开始时，教室里安静的可怕，只听见班主任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发出哒哒的声音在教室里到处“巡逻”，让我们不敢喘气，前面的题目都挺好做的，可到了后头，却出现了“拦路虎”，同学们又是咬笔杆，又是手托着脑袋冥思苦想，坐在角落的悲哀，又有谁明白呢？只希望有某某人抛张写满答案的纸条，帮帮我，就会乐开怀，可左看右看，他们都做出了不同的答案，哎！我涂了又涂，改了又改，可是这些题目还真奇怪呀！居然可以做出十几重不一样的方法，到底该相信谁呢？能怪谁呢？只怪自己平时不太用功，瞧！有写同学又使出了老招，小心翼翼的拿出课本，然后向四周望一望，只见同学们都在埋头苦想，便放放心，安心的抄了起来，没一会功夫，他就解决了一面，真是神速啊！抄完后，把书放进抽屉的最里面，然后甩甩手，拍拍胸，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继续答卷……不知过了多久，班主任说：“时间到，交卷。”同学们都赶紧把考卷往组长的手里“送”，然后长长嘘了一口气，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一样。
哎！考试对我们小学生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是啊！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六】
《野草》是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借种子的力来说明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借此来启发和鼓舞当时的人们去抗战。学了这篇文章后，我也受到了强大的鼓舞。
一棵任人残踏的小草，无人注意的小草，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掀翻了压在身上巨大的石块，顽强地钻出地面。表现了不畏困难，勇于磨练，永远乐观的可贵精神，
野草的这种精神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和不幸，只要我一步一个脚印，不屈不挠地前进，生活道路中的成功也就会与我们相逢。温室里的花朵似乎比野草更加美丽，但野草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却更为人赞赏。野草和盆花，有着不同的精神。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也一样。野草代表着强盛的生命力，我赞美它。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七】
当有些同学在苦苦想着明天的课怎么逃的时候，当有些同学还在计划着空闲时光怎么娱乐的时候，当有些同学在忙着赶一篇几周以前布置下来的论文时，当……我们不妨都停下来，读一读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先生的《走不出的风景》，静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大学生活，过得到底是不是无愧于自己，至少。
读过这本书之后，深深地被苏力先生的言辞所吸引了，而且受益良多。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给北大的新生、毕业生致辞。没有过多的套话，句句出自先生的真心。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热情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法学学子。北大是个令人羡慕与向往的地方，身处于广商的我，读到这样一本书，感觉能很近距离的接触到北大的那种大学氛围，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着北大学子的那种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
就像苏力先生在九年前的迎新致辞中已经告诉北大法学院学子，要“发现你的热爱”。不错，在大学这样一个如此自由的地方，倘若我们不主动去挖掘我们的热爱，我们终究会碌碌无为，就像现在许多学生那样“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我想，当这些人回首大学四年，才悲哀的发现，自己终究还是落了个空。大学四年，我们既可以发生质的蜕变，也可以选择一尘不变，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去不去创造生活。在我看来，大学，可以是个很能塑造人的圣地，大学，也可以是个让人堕落颓废的“洼地”。如果我们放纵自己，如果我们让自己在大学“过得很舒适”，如果我们一直天真地认为上大学是“度假”，如果……结果是什么，相信是不言而喻的了——我们会成为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平庸的人。所以，保持一种高度的热情，在大学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努力去发现我们的热爱。
但是，正如苏力先生也说，“生活注定会溶化许多激情、理想、决心和追求，甚至会使生活变成仅仅是‘活着’。”我们不要害怕，不要退缩，这是生活的规
律。我们应该正视生活对我们的考验，当我们对每天重复的生活感到厌倦和无奈
时，不妨尝试着“学会接受生活，同时创造生活，因为朴素不必定单调，平凡也未必平庸”。此刻我想起我前几天听说过的，我们高中母校的一位师姐王晓敏的大学经历：她是那年我们市的语文单科状元和文科状元，那一年，我读高一。转眼间我到了大学，她已经毕业了。她是以第一名考进中大法学院的。当年是先填志愿再高考，不然我觉得她可以去到更高的学府。她在中大十分刻苦读书，大三那年有机会去了法国做交换生，大四回来，分别有几间大学奖励她奖学金让她继续去读研究生。她说在法国那一年，她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过。这时我就想到，她在做交换生的期间都能做到如此地“无愧于心”，仍然是带有建设性的去交流学习，而我们呢？在自己学校也让自己轻轻松松过，也许许许多多的机会就是这样流失的。如果我们觉得大学四年就这样度过，即使我们很努力地学习，收获不少，还是觉得很单调，那为何不尝试着像王晓敏那样靠自己创造了与别人不同的大学生活呢？在生活溶化掉我们许多激情、理想与追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大胆创造自己不一般的大学生活，从而做到“朴素而不单调，平凡而不平庸”。
或许，大学就是一道“走不出的风景”，我们要勇敢地、用不同于一般人的眼光看待它，努力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发现我们的热爱。若干年后，当我们“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时，至少要自己内心觉得，自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2020年123卷语文作文【八】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