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D(气味分子在传输到大脑皮层的过程中是以电信号的形式传输的,而不是化学信号)
2.C(A项先后顺序颠倒,B项应改为“在嗅觉信号通路理论提出之前”,D项应该是“科学家很早就得知G蛋白可能参与嗅觉信号的传导过程,但最近阿克塞尔和巴克才确认嗅觉受体属于G蛋白受体家族”)
3.A(B项以偏概全,不能由“王安石的咏梅诗和阿克塞尔、巴克的嗅觉研究推出中国人关注的是审美,外国人关注的是科学”,C项“人类自身也应该有约1万种属于G蛋白的嗅觉受体”属无中生有,D项“沿袭前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这样才能取得进展”明显不对)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说语言层面上的纷争可以归结到“直译”与“意译”之争,那么从文化的层面上考虑,人们往往用“归化”和“异化”来区别翻译过程中是更贴近译语文化还是更贴近原语文化。正如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并指出:“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6]翻译的平衡观内隐着对“度”的把握和对“和谐”的追求。关于“度”的本体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的本体论》一书中对其作出了如下阐释:“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7]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与个人为目的,一般说来,做人做事就必须恰到好处。”过于归化和过于异化显然是违背“恰到好处”这一原则的。过于归化的译本抹***了语言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失真,蒙蔽了读者;而过于异化的译本则容易导致“翻译腔”,无法和广大译文读者形成心灵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响有限,客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综观文学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译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磨练的结果,也是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虽然迄今为止对于其作品能否划入翻译文学还存在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归化”的作品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通向异域文化的窗户,读者与原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寻求“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异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渗透与传播,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平衡是一项技巧,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哲学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他是唯一主体,却不是抽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与原作者、原作、译文读者,甚至包括译文、译文环境等的复杂互动关系之中。”[8]如何在人本层面、语言层面及文化层面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还需要译者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翻译活动中二元式对立的思维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传译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采取翻译策略。同时充分重视对话双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真诚交流、联合互动。充分重视翻译活动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平衡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翻译困难、清除翻译障碍,但至少可为译者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帮助译者走出矛与盾的二元困境,结合具体情况创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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