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我们渴望读书,渴望获得知识,但是我们却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们应该如何读书?自古以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而读书作为其中一种既普通又直接但却非常有效的求知方法沿用至今。
高尔基说得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自人类文明杂烩网史伊始,浩如烟海的书籍记载了人类艰苦求索、认识自然、保护自然、揭示自然界奥秘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大多数智慧。
为了使读书达到更好的效果,我除了善于动脑,找到所读文章的\"眼睛\",心领神会之外,还写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当然读书要有好的效果,思考是最重要的,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思考的结果整理出来,写成笔记和感想,既有助于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思考的结果,便于日后比较、综合、分析。歌德说过,谁落后于时代,就将承受那个时代所有的痛苦。特别是在现今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不能接触新的知识便会被时代所淘汰。对于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来面对新的挑战,更是不可忽视的。它能提供我们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高尔基所说,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由陈派名家刘桂娟主演的《六月雪》,又大饱了一次戏瘾。刘真不愧为梅花奖得主,演技和唱功似更加炉火纯青了。天津多陈派名家,除刘外,还有李佩红、吕洋等;北京陈派名家当数李世济、张火丁、迟小秋等。我不知道她们若分别主演《六月雪》,由资深专家评判,结果会怎样?大概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吧?
以前,我只看过《六月雪》的两个折子戏,一出是狱中诉冤,一出是刑场途中,两节有大段唱词,悉都凄恻动人,渲染了浓重的.悲剧气氛。这次看了全本,我虽依然激赏以上两折,但对照以前所读关汉卿《窦娥冤》原本,觉得《六月雪》所作改动未免太背离原作了,尤其是窦娥刑场获救,沉冤昭雪,最后全家团圆,与原作临刑发三愿皆得实现及死后灵魂诉冤于窦天章方得昭雪,简直太大相径庭了。一个悲剧变成前面一场虚惊后面皆大欢喜,当然是出于给观众些许慰藉:窦娥的命运太惨了,让她有一个好结局吧。但这无疑是消弱了原作的思想意义和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力度。有可能还会给观众以误导,以为黑暗如元代的封建社会还有刑场生还沉冤昭雪的侥幸。如此,今天人们常用的“我比窦娥还要冤”这句俗语,恐怕用不上了。当然,今天使用这一俗语的人大多意在夸张或搞笑。
“秋声江上寒”。陈腔低逥婉转,如巴山猿啼、杜鹃泣血,最宜表现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为此,我有个不情之请,冒昧地想请求刘老在不失其原旨并保留重大情节的前提下,改写或新编关作《窦娥冤》,使之通俗易懂,为当代的一般观众所接受,且适合于京剧演出,(就象张君秋先生擅演的《西厢记》一样,虽脱胎于王实甫的《西厢记》,但通俗不失典雅,如碧云天唱段,能为低层观众所理解,且依然演绎了反封建争取爱清自由的主题。)届时,由刘桂娟或其他陈派名家主演,相信不仅可以丰富京剧剧目,而且可以使《窦娥冤》这一古典名作以通俗普及版面世。这样做,似有颠覆《六月雪》之嫌,但其实正是京剧剧目日臻丰富多彩的表现。瑞环老不是根据《生死恨》新编了《韩玉娘》吗?您老的《香莲案》不也是对《秦香莲》作了新的解读吗?窃以为李老的《韩玉娘》与您老的《香莲案》,与原作相比较,思想和艺术上不知升华了多少。最近第十届京剧艺术节上演出了《楚宫恨》,我以为也是这样,意新、词新、腔新,真令人感到全然是一出“新翻”的“杨柳枝”。我猜想此剧也是由刘老您新编的。如您老能再挥大笔,以您博大精深的学养和新锐的视角新编《窦娥冤》,未来此剧一定会大受欢迎。知道您年事已高,但重大赛事依然频见您的风采,何妨发挥余热,再为京剧宝库添一朵新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五百年。齐如山、罗瘿公们当年为国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相信您也能不负众望,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京剧事业作出超越前人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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