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如在数学课中,“数学问题生活化”和“研究性学习”被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将学生置于现实生活问题的情景之中,使教学活动步入“创造一种学生容易接受的气氛”的佳境。在这样的课堂中占主要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教师组织指导下的学生活动。
叶澜教授在阐述新教育观念下的学生观时,认为新学生观就是注重学生发展的潜在性、主动性和差异性的学生观。这是教师在教育中努力探索的最大可能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逐渐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这一教育行为产生的观念性前提。作为教师要运用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和选择性:在接受式的学习方式中,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是聆听、练习、回答问题和记笔记,整个思路是跟着教师转,活动比较整齐划一且呈现集体化的特征;而在主动发展的学习方式中,学生是在探究中学习,其个性特点表现较为突出,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变得更为复杂和细微了。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盲人摸象的故事吧,这则故事主要讲的是:有一次,几个盲人根据自己的触觉来判断大象形状,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就说大象形状是跟一条绳差不多,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就说大象形状跟一个圆筒差不多,第三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的形状跟一个扇子差不多。
这则故事让我们感到忍俊不禁,但殊不知,我们很多人像里面的盲人一样,眼睛好像被以往的经验遮住挡住了,只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一个新奇的事物。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少年,我们本来就不盲,但遇到一个新鲜事物总会主观判断,所以我们要开阔视野,积累经验。很多有名的作家就会了积累经验,而去到了个个艰苦的地方。
杰克·伦敦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素材,他不怕艰苦,游走各个贫民窟,同穷汉们一起生活,最终写成巨著《深渊中的人们》;托尔斯泰为了《战争与和平》写的更加真实,亲自上战场遗迹考察;徐霞客为了写成《徐霞客游记》,走访各座名山,历经各种危险;法布尔到处观察昆虫,不怕苦,不怕累,最后终成巨著《昆虫记》。
为了使笔下有真情实感,这些大作家一直在开拓自己的眼界,这也难怪他们的文章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莎士比亚说过:经验是一点一点观察得来的结果。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不能因为只懂了一点皮毛,而就认为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
所以,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现在所获得的知识,而是应该到处走走,开阔我们的眼界,从而获得充足的经验,这样,我们就能见怪不怪。
人生中有许多东西需要去解决,但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只有试试改变自我,努力开拓视野,才能认识新的事物,解决问题。
作为一位标准的理科生,物理成绩是肯定优异的,一般的考试都能在九十五分以上。父母为了让我以后有第二条路可走,给我报了一个物理竞赛班。而在物理竞赛班上,我还是像平常一样去学习。
我是个比较幸运的孩子,在理科方面可能学得比较容易一些。因而在平时我就不是那么用功了:上课就像看老师表演独角戏,白板上的笔记想记就记,不喜欢就不记,有时还会想想课堂之外的东西,甚至还会写一些别的作业。就算是这样,成绩依然是相当的好。我以为到了补习班,我照样可以学得很好。
到了补习班,老师很快就来了。我本以为讲的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结果一听,仅仅是现在学校里就可以学到的内容,没有什么意思,便去玩计算器了。
很快,下课时间到了。我回顾四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认识的同学,结果却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学习:有复习错题的,有拿书刷题的,有预习新课的,就唯独我在这儿东张西望,无所事事。哎,既然大家都在学习,那我干脆也看会书吧,消遣一下……
于是,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的课程如同白驹过隙,很快就到了结班测试的日子。
“这些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不屑地想着。可越是到后面,题目就越来越难,甚至连题目本身都理解不了。最终,别人考了——十分,而我只得了七十三分。怎么可能会这样?以前我不认真听讲照样拿高分,现在呢?分数只能以“七”打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观望试卷,似乎也不是那么难,其实解法一对,什么都出来了,那为什么我在考试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呢?
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试卷,仔细地观察试卷的结构和错题的原因。题目看似出得杂乱无章,实际是循序渐进的',甚至都是老师讲解过的内容,特别是难题。而我错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难题,另外还有小计算。我再仔细看了看书,发现上面的例题,从我一屑不顾的小题,渐渐扩展,渐渐深入,最后就出现了把我一拳打倒的大题。原来那些枯燥的题目,都是为后面做铺垫的。而我却因为前面的题目过于简单,干脆就不听了,于是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切根源在于我的视野不够开阔,只盯着眼前,却忘了书中乾坤,题里日月。
我以前都被好成绩养娇惯了,还认为自己是数一数二的特长生。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班,我才发现我是那么的无所适从。面对这个新的问题,我只能抛弃原来的观念,与他们一样,课上课下都要埋头苦学,这样才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又是一次结班测试,这次我考了八十九分,我重新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我知道,我可以的。
改变自我,迎接的是更好的自己。
“既要脚踏实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眼,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的体系。”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说。作为新一代弄潮儿的我们,既要脚踏实地,注重自我的发展,独善其身;也应以己之才担当大义,中流击水,兼济天下。实现人格理想和伦理责任的融合,是时代对我辈的呼唤与要求。
锤炼自身的修养,推动个体的发展,是兼济天下的必由之路。正如熊培云所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解构,没有建构。”每一个发展自我的你,都是社会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周国平“让本身成为一块诗意的土壤”,进而思考自我和存在的奥秘;抑或是蒋勋用“全力以赴的专注”,使生命“凝塑成一种雕塑般的美”,都体现了他们与自我发展的'交锋与博弈。正是每一个人的自我发展,构建了社会的有序安定。
而兼济天下更应该是我们发展自我的最终目标。倘若人人皆为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是鲁迅笔下“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的扁平看客,又何来碧波荡漾,水晏河清的时代让我们得以安稳发展?正如孔庆东多说,“学者应当具备人文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脊,方为第一流的学术。”在遭遇黑色政治旋风席卷却甘愿肝胆相照,抛颅洒血,不放过一个“吃人的魑魅魍魉”的五四先贤身上;在以笔为椽,著《1984》剖开社会极权的阴暗面的乔治·奥威尔身上,我们看到了责任担当与“修之于天下”的人类情怀熠熠闪光,那是对“对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的关怀,那是叩经问史,朝山谒水,以发展之我兼济天下的担当。
然而,如今却有部分人只为自我的发展不择手段,却毫无兼济天下的伦理责任意识,最终成为钱理群教授口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毫不羞愧。我仿佛听到鲁迅在风雨如晦中呐喊“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约翰·多恩疾呼“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又仿佛看到熊培云感慨“真正的慈悲是对人对己的双向成全,是不逃避自己的人生责任。”注重自我的发展的确无可厚非,当若个体被过分放大,我们终将会如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般,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以致失去了大先生笔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热血与责任感。
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既要有独善其身的清醒修为,更应有兼济天下的大情怀,傲骨铮铮,牢记责任。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唯有提升自己,方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唯有提升自己,方能拓宽视野;唯有提升自己,方能看到更光明的未来。
“坐井观天”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它讲述的是:一只青蛙在一口井里待着,他所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所以他认为世界也只有井口那么大。后来,他遇见了一只小鸟,小鸟告诉他世界很大,天空很大,好像没有尽头。当初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里面的青蛙很蠢。可如今细细想来,我们很多人也就像那只青蛙一样,愚昧无知。只会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去判断一件事,但从未想过自己的经验是否足够。如果我们不提升自己,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看到事情的两面性。就像青蛙如果没有遇见小鸟,或是他没有跳出那口井,他永远都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外面的风景有多美。这就是无知,是知识的欠缺。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落后是因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清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强大了,不需要与外界交往了,这就是统治者的愚昧无知了。再拿唐朝来说,唐朝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与外界交往,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不断进步。这也告诉我们,提升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最黑暗的时光是因为缺少了知识,缺少了见识。而如今的中国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文化,不断提升自己,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我们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拓宽视野,而视野的大小又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事物的多少。所以我们要想看见更美的风景,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拓宽视野。让我们以更完美的姿态,来更全面的认识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张德明,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专专著《人类学诗学》、译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参与主编《世界诗库》等。另著有诗集《打水漂》等。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这本小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_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记得黑格尔说过,对于一个具有坚实内容的客体,最容易的是对之作出评判,最难的是对之作出描述。诚哉斯言!与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一个坚实的'客体作出评判,不如扎扎实实地读懂读通原著,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将之表述出来,这样,西方的理论话语才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汉语文化的学术资源。那种动不动就靠搬弄西方名词术语唬人的做法,那种“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高头讲章,不是自己理论功底欠佳的表现,便是掩饰自己汉语修养火候不到的障眼法。一位名人说,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掌握群众。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让理论直面“世事性”,让一般大众读得懂。在美国访学期间,我老是惊讶于美国学术专著的发行量之高,一般民众对理论的兴趣之大,甚至像斯皮瓦克这样艰深晦涩的专著,也能印到20多万册。
个中原因,我想,普遍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固然是主要方面,但理论与民众、世事的“亲密接触”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强调与国际对话,与世界接轨,但有不少人忘记了,或不屑于将西方理论通俗化、本土化,让它真正掌握群众,化为实实在在的批评能力,结果形成一种悖论,仿佛我们与世界接轨接得越牢,对自己的世事就越可以不关心;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越多,与自己的民众就可以对话得越少。我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如何通过自已的著述去培养“理想的读者”,而会抱怨读者素质太低,学术环境不够理想。的确,应该是反思理论如何本土化并掌握群众的时候了。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多么好,只不过自己一直来尽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的通俗化或大众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作者莫大的安慰了。
“新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生在学校生活的质量。教师要使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学习心境和人际关系,就必须努力搞好班级的建设。在班级建设中,学校更多研究的是如何“把班级还给学生”,具体做法包括:增设班级岗位,使班级的每个同学在班中都有自己的岗,都成为班级的主人;建立班级岗位轮换制,使不同的学生感受不同岗位的不同职责及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同学们的承受变化、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从而锻炼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生存发展所必备的品质和心理素质;丰富班内评价,把评价的权利还给每个学生,逐步引导学生建立多元评价方法,学会规范评价及动态评价,而且要生在评价别人时如何正确地评价自己;建立班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由学校心理健康研究室牵头,由各班班主任参与,全面研究班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学生们对班级更加热爱了,他们在班级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能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这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群体的个性不是靠教师塑造,而是由他们自己用心和行动创造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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