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是要借这个说法谋取一些便利,比如说因为这点我就可以把冯导和这部电影骂的一钱不值同时又凭着观众的身份免受指责什么的。事实上,在一个主要关注北美影市的吧里评价一部国产片,可能确实有越位嫌疑,如果进球了也会被裁判吹无效。那么容我继续就着眼高于顶这个词来说下去,我们即将来到这样一个环节:
所谓眼高于顶,在这里我所指向的意思是冯导和王编依旧走在时代的前列腺上,自以为抓住了时髦(没有哥的小辫子,能够用自己的作品站着把钱挣了,同时还能引起观众共鸣。引起观众共鸣,说出观众心声,这种雅俗共赏的大善之举,想想就叫人激动。可惜,观众走进影院的时候,可能不会带着那种急切地要批判社会的情绪。他们想看一部正经搞笑的喜剧片。
在批判社会现实方面影片可谓用力颇猛,除开用作引子的那个黑白开场片段,范伟老师粉墨登场,一上来就开始粉刺我们国家的政治语言,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啥的。这一段,影片行走在丑陋的边缘,就是在很用力地讽刺官场,大揭其丑。这种对民间情绪的讨好,可能意图太过明显了,屁民都不好意思笑了。
假如说我对影片其他章节的态度还算模棱两可的话,那么我对影片第二个关于雅俗的章节则是明确地不喜欢。此章节开头还算有趣,有着很明显的自嘲成分,但发展下去就开始辩解了。大体类似于这样的思路:我冯导就是俗怎么了,你们的雅算个屁。算个屁。
这一段,冯导和王编向着观众和更加艺术的电影同时开炮。可能会是两面不讨好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第三章是关于钱的,普通人的有钱梦,也许是中国梦的民间版本。其实除去本司无论如何不能认同的第二段,影片其他章节都还是有点想法的。我只是说,影片的批判来的有些想当然,未必能被认同。
最后,影片很时髦地谈到了环境问题,几乎是在尝试着全方位反应民众心声了,好像年终总结似的。且不论这样与剧情完全脱节的安排是否妥当,是否符合电影创作法则,因为毕竟文无定式嘛,欧陆艺术电影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段落,比如主角突然出戏对着镜头大谈人生哲理什么的。它这样的设计,我不想现在就决断是神来之笔还是胡闹。关键是,这样全方位接地气、赶时髦的努力,是否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最后,作为本文的总结性呈言,我必须指出,影片在技法上非常差劲,毫无可取之处。我想编剧和导演所有力气都花在寻找接地气的元素上了吧。
我家住七楼,一楼的小军作文写得很好,但人长得有点丑。大大的耳朵像两把扇子;鼓鼓的眼睛像两颗大波珠;嘴巴张大时简直可以吞下一只恐龙。走起路来肥胖的肚子一晃一晃,仔细一听,还不时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在化食消物。有一次,我的作文又被老师打了D等,心里很难受。回家的路上听见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军。“你怎么啦?”他说。我给他说了今天的事,他安慰我说:“没关系,以后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到你家去辅导你写作文。”我心里想:他只不过随口说说罢了,一到周末他还要忙着玩他的电脑呢。星期六晚上我也把这件事给忘了,正在玩电脑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里面传来小军的声音:“你有事吗?我这就上去教你写作文。”我这才想起前天他跟我说过的话。可是十分钟过后,还不见小军的'身影,我感到很奇怪,就下去看个究竟。刚下到五楼,就看见他正在爬楼。因为长得胖,手脚短,每上一个楼梯,似乎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整张脸都变红了,额头渗满了汗珠,并不时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看到他这么吃力的样子,我心里很是感激。
我悄悄回到屋子,打开冷气,倒了杯水等他。小军到了我家后,抹了一把汗,连我递过的水都不喝,就开始教我写作文。他教我如何审题,如何就文章选取材料,如何巧妙地安排材料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我的作文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期末考试,我的作文竟然拿到了满分。我兴奋地跑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谢谢他每个周末爬七楼来教我学作文,他得意地扬扬手说:“我这是做减肥。”
中唐是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文化传统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宋代及其后世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新开端,它孕育这不同以往的新的美学规范。在杨晓山的这本《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中,我们能够品读出在这一独特的时期、在这个被宇文所安目之为中国的“中世纪”时期的诗歌不一样的味道。
在本书中,作者从“私人领域”这一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诗歌的另一种独特魅力。它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可居可游的、充满诗意的文化审美空间,同时也展示了这个精致文雅的私人空间是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结构中收到挤压并开始变形的。从书中,我们能够看出,作者认为这种抽象的“私人领域”是需要一个空间的,而这个空间首先就是园林。因此,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发现,虽然他并不是全部关注于园林,但他在书中所讨论时,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园林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关。
伟大的诗人白居易高呼“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奢华的奉城园与人民贫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书中,作者重点从诗人白居易的诗来着重体现“私人领域”这一独特视角。这是白居易的《伤宅》中的句子,我们能够从他的诗句中看出唐诗人对过度奢华的不满,他将笔墨集中在园林宅第上。此诗通过对权贵们的豪华宅第及奢华生活的描绘,对豪门显贵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全诗的语言朴实,描写细腻,感情悲愤沉郁,深刻反映出中唐时期整个统治阶层享乐腐化,不思进取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民生疾苦关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情。并且,在后文中作者认为园林不仅仅是一个容身之所,更是一种中隐的归宿之地,更是一种精神的归宿。作者还列举出李德裕的诗。他的诗有许许多多都是写自己的园林的,他喜欢自己园林的生活,喜欢自己园林的一切,甚至,他想让自己的这座园林一直的被子孙后代传承下去。园林就是自己的家。在白居易的诗中,他很好的将“家”和“邦”两者联系起来,家的好坏与主人的个人品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家与国更是休戚相关。
在这本书里,唐宋文人士大夫们将私家园林与玩好的收集与珍藏融合为“狭小”的“私人领域”。作者在这本书里主要是着眼于中唐和北宋。私人领域的变形昭示出一种现象,即是那些身在园林之中的人把隐逸作为此园林存在的唯一意义,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逃离那纷扰的乱世,一个人独自享受园林的安逸,以此来平定内心的那份喧闹。
在第一章里面,作者借用了很多白居易关于城市私家园林的讽喻诗,借诗来讽刺贵族的那些奢侈浪费的生活。而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表现出他退隐尘世之后,对自己拥有一座园林的骄傲与自豪,认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园林是实现生活方式必不可少而又充足的的条件,体现出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第二章讨论了“前门”这个诗歌意象,并谈到建构园林的主要调控方式;第三章文章以园林中的“奇石”为线索,写围绕石头收藏而展开的审美、道德、经济和政治的纠葛,讽刺的是,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也往往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爱好者,从欧阳修、苏轼到司马光,无一免嫌;第四章里聚焦于一系列关于士人文化点缀品交换的趣闻轶事,从而剖析诗歌的交换描写交换的诗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五章则集中在邵雍和司马光的诗歌中对于“乐”与“闲”的表达。
“白鹤之争”主要争论的事白居易该不该把白鹤让给裴度,白居易忍痛割爱,将白鹤赠与裴度,但这一赠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为禽鸟栖息地两座园林之间的优与劣,也不是禽鸟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另外还有“爱妾换马”的故事,亦是有类似的意思。诗歌交换和物质交换之间发生了交叉,带有一定的商品交换的意义。另外,书中描写苏轼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取砚石,包括作为礼品接收、购买和物物交换,并包括以他似乎信手拈来的诗歌作为交换,一面营造着洒脱不羁的艺术家形象,一面精于商品交换价值的计算,具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书中还描述了邵雍在“安乐窝”园林中的“真乐”与司马光在“独乐园”里的“假闲”,虽然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安享晚年,但是他用来“独乐”的园林却充满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喧闹声,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并不是真正的隐居之士过的真正的闲暇生活,因此并不能脱离政治的平静生活。在我们眼里看来,“乐”与“闲”不过是个姿态罢了。
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中隐”的观点,与当时历史时期有关,采取“中隐”的立场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自我保全之策,而洛阳则为“中隐”生活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环境。尽管洛阳不能完全免除政治上的纷扰,但是相比长安而言,平静了很多。同时,对园林进行整修也使得白居易获得了享受“中隐”生活的愉悦之情。
其实,在中国的道德哲学里,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私人或个人空间,作者在书中所表述的私人领域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整体的个人主体。城市私家园林是私人领域的体现,亦是私人领域的场所。士大夫文人想要借私家园林来远离尘世的喧闹,是不太可能的,都会受到外界各类事物的影响,带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这些,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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