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记得有人把生活比作凶猛的一双手。我想,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看到谁软弱一点,就要猝不及防地抓住,然后扔进翻涌的.旋涡中。也许我从来就不是甘于被奴隶的孩子,所以即使生活的爪牙把我抓得怎样遍体鳞伤,我也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额。毕竟,那是来自骨子里的气质,不应该轻易地就被湮灭。
所以,我一直都在企图自我拯救。在我看来,从孤僻的小天地到融合的欢声笑语,每一步都走得太艰辛。只是我还未曾想过,也还不料,艰辛之余竟也意外的收获了生活播洒的美。
挣扎,这个曾经读来那么犀利的词仿佛就在白驹过隙间,悄悄地被岁月的摇篮扼***。现在的我甚至已经记不起那个灰色的夜晚,那时的我怎样可笑地匍匐在文字上苟延残喘,任那种叫做泪水的无色液体滴落在手心,任文字对我冷笑,也可以无动于衷。我突然觉得,原来那种叫做挫折的东西可以如此地不堪一击。我甚至已经觉得倘若他是以每秒340米的声速向你袭来,你也可以叫他以每秒3亿米的光速远离你。也许生活的真实面目就是谁都可以配制的调色剂,黑白是我们可以自由转换的颜色。只是太多时候,我们都未曾尝试,便开始绝望。
生活孕育了挫折,却又是生活带走了一切不幸。没有挫折的生活是一只摇曳在湖面的小舟,飘飘摇摇,却始终到不了岸。于是挫折终究要被征服,生活终归要美好。感谢生活,在最叫我失意的时候,为我射来一道曙光,尽管刺痛了我的眼,却教我踏破了那片黑暗。
然而我又觉得,与其说是生活释放了我,不如说是我利用了生活,那样毫无顾忌地藉着它的手来聊慰我穿梭于天地之间的不安思绪,并着即使面对狂风暴雨也能从容不惊的勇气。而走进生活,顺带着学会利用生活来完善自己心灵的天堂,又何尝不是每个人的专利?
多久之后,依然走在霓虹灯下,望着依然深邃的夜空,听着依然刺耳的声音,感受着的却已是另一种特别。之后听到一声清脆,不及黄莺啼鸣,却好似依附了什么,飘上云端,响彻一簇希望。那一刻,我笑了。原来上帝在给我们关上门的同时,确实又给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好爬出那片阴暗,然后可以继续过我们幸福的生活。
或许生活本来就像是在走一条路,纵使周遭再喧嚣,只要一路欢歌,便不会再有累。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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