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树还是小树苗时,人们会用绳子将小树苗和直直的木棍捆在一起,让它笔直地生长。这小树苗如同正在成长的我,那绳子和木棍犹如引导我成长的家风。我生活在温馨、和睦的五口之家,长辈们严于律己的一言一行默默指引着我前行。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端午节只是为了吃一次粽子,中秋节似乎只是为了吃一块月饼,春节似乎只是一个长长的假期,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已荡然无存了,有谁会去关注曾经屈原留给我们的感动,有谁会在房前插一枝艾草,喝一碗雄黄酒;中秋时节有有谁去关注那轮孤独的圆月,似乎月亮的光辉都被明亮的烟火夺走;春节期间,有能有多少人记得许多美好的习俗,而现在本是祝福与希望象征的\"压岁钱\"却被有浓厚金钱味\"红包\"取代,许许多多人都说:过年没年味了。这些都是我们十分重要的传统文化节日,它们现在都没人冷落成这个样子,其他传统文化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唉!我听见传统文化在哭泣,这哭泣声中有失望,有无奈,还有的是对我们的期望。
当听到韩国人成功的将端午节申请他们的文化遗产时,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震惊了,在震惊的同时,我们感到更多的是疑惑,好好的端午节,我们的传统节日,怎么就成了他邦异族文化遗产?我们于是开始反思,我们何时认真的对待过传统文化,只有在别人将我们的文化遗产抢走,我们正在失去的时候,我们还猛然的省悟,自己做的真的是不够呢!
面对这愈来愈多的传统文化消失的现象,我们想到了保护,正如最近才颁发的新的节假日条例,将清明,端午货物中秋等传统节日列入其中,以后,在这些节日里就会有一天的假期,我只希望保护能起到效果,而不是传统节日变成了纯粹的假期。
在我看来,保护不是挽救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办法,而更在于发展。在于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只有发展了才更有生命力,只有发展了才能长久不衰。但是发展是合理的发展,如果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想着只能加速他的灭亡!传统文化不会因为个人的保护和发展而繁荣,他需要的是大家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众人的保护和发展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更多的生命力!
多么希望传统文化不会再哭泣,而是在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微笑前进!
真的希望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能再一次聆听屈原的心声,感受精神的力量,传承美好古老的又在发展的习俗!真的希望中秋时分,家人团聚,天下共赏一轮圆月,体味浓浓的亲情!真的希望过年的时候,锣鼓敲起来,人们动起来真正感受除旧迎新的喜悦……我还希望着。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之称,“礼”在社会无时不在,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应被有批判的继承,而非一票否决。
礼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礼是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礼还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左传中有言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足可见礼仪在文明社会和民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洗濯和沉淀的,那些优秀的文化价值礼仪不应被摒弃,而应被完善、继承和发扬。
驻德全权大使吴红波曾被德国问道“德国人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吴红波答道:“谦虚。譬如:中国人完成一个项目,他不会突出自己的作用,他首先讲得是他的团队,他的导师,较少提到自己”,自卑尊人便是中国礼制精神原则所在。所谓“自卑”不是要故装卑微自己,而是放低姿态,谦恭待人。若要好,大敬小。这种诚敬谦让,合众修身的礼仪原则在当代社会仍值得提倡。
传统礼仪还传播了许多优秀的基本价值观,如敬、恕、诚、信、仁、爱。在现代功利主义教学模式下,我们早已忘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而礼仪文化却给我们提供一个精神平台来领会这些优秀的精神内核。著名文学史者刘梦溪指出:“敬、恕、诚信、仁、爱等,应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然而,传统礼仪也有其闭塞成旧的一面。如古时女子以纤小玉足为美,从小裹脚造成女子足部骨骼被硬性弯折,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儿女应听父母媒约,指腹为婚是谨守孝道的错误观念也使许多有情人分隔天涯。传统礼仪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框限了思想的自由,也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礼仪文化虽有落后、陈旧弊端,但究其本质是对现代社会极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精神遗产,永不过时。择善而之,其不善而改之,让其成为国人深层价值的“根”。
教育之道,尤重童蒙。许多人回忆起人生开学的第一堂课,都津津乐道,因为这是跨入知识之门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起点,意义重大。荀子在《劝学》中说:“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先知礼,而后闻道,这是古人的教育观。如今,以一项隆重的仪式来纪念幼学启蒙,何乐不为?不论这项仪式是沿袭传统,还是新造之物,它毕竟传达了一种重教、崇知的积极观念。
但社会上对“开笔礼”的批评,不在它积极的一面,而在它与传统的扞格。
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每一项看似都与传统有关,但捏在一起,塑成一个“开笔礼”,冠之以“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之名,就有点装腔作势、不伦不类。这种打着“传统”旗号附庸风雅的情形,在当今社会所在多有。一些人宴席上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美其名曰“酒文化”;成书于顺治初年的《弟子规》,在文化商人的推波助澜下,登堂入室,成了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儒学经典……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伪传统”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对我们传承文化究竟是福是祸?
作家史铁生说:“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该理解为流。”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条大河,流到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礼为传统之形,道为传统之核。过于重视传统中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会流于庸规陋俗,成了装腔作势、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附庸风雅”,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所谓的“雅的这样俗”,是魏禧《与友论文书》中所道的“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有市井气耳!”传统的表现是延续,延续根源是内在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某种表层的思想外衣,不是想扔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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