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海之宾的八闽大地上有一座山城,就是被誉为“闽中尼山”、“海滨 诌鲁”的朱熹的诞生地——闽中明珠——尤溪。当你进入尤溪城关来到交通枢纽地的三岔路口时,你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朱熹塑像正手握书卷、用身遂的目光在注视你。是的,每当我走近塑像,我仿怫就能听到他的叮咛和嘱咐,我庆幸自己从小就在这中叮咛和嘱咐声中长大。我为我生在这座山城而感到骄傲
朱熹爷爷,您知道吗?在一次公交车上我就看到这样一番情景:那是一个早上,一位同学正坐在一个座位上。这时,上来了提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因四周无座位,他只好站着。小同学见到了这个情景,就连忙上前扶住老爷爷,让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老人说:“还是你自己坐吧,我站一站没有什么关系。”小同学诚恳地说:“不,你年纪大,站着不方便,还是您坐着吧!“您坐吧!”……老爷爷和小同学一直互相让座,旁边的人 的人看了就称赞这位小男孩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时有人站了起来:“小弟弟,你坐下,还是让他坐我的座位吧!”只听小同学恳切地说:“朱熹爷爷教育我们要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我要听朱熹爷爷的教导啊!”车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朱熹爷爷,您的敬老爱幼的精神,正在默默地感染着我们后一辈人。
朱熹爷爷,您知道吗?您小时候刻苦攻读的故事已在我们脑海里深深生根,您小 的`“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劝学》的话语,我们已牢记在心中。现在我们成千上万的学子正在以您为榜样,刻苦攻读着。我家正同尤溪县的最高学府——一中比邻,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情景。
凌晨,天微微亮时,一中的教室里就亮起了无数盏灯,亮得如同白昼,住校的学生们都来到班级晨读;深夜,他们还在翻阅着各种资料,在学海横渡,在书山攀登。正因为这样,仅只一中这所学校,每年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考上本科。今年,一中学子罗宏晟取得了661分的高分,成为了省文科状元,顺利的考取了人所向往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
朱熹爷爷,您的勤奋好学的品质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尤溪的学子,真是“尤溪风月无今古,学海扬帆有后人”!
朱熹爷爷,您知道吗?您四岁时的一句话:“天之上是何物?”使您的父亲惊奇,更惊动了我们后人。
天之上到底为何物?人类抱着探索天上高奥密的决心,不断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的航天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从“东方红一号”到“东方红三号”,从“神舟一号”到“神州六号”,为我们中华儿女实现穿越太空的梦想铺平了道路。朱熹爷爷,您知道了吧,今年十月,我们的“嫦娥一号”奔月卫星发射成功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又一次地实现了!您一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您心中的困惑,如今会得到满意的回答了。
“人之进学在于思,思则能知是与非。”您从小的这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学习方法,给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从中得益非浅。
朱熹爷爷,您在《观书有感》中告诉我们:“问渠哪得请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记住:穷里致知是源,反躬践实更是源。真正地把您的叮嘱牢记心间,从小立志,学会读书,学会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古代大思想家老子、孔子,有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还有精美的古代建筑和绘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最喜欢布老虎了,它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上古时代,由于“天塌地陷”,人间只剩下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为繁衍人类,二人就各种去寻找配偶。因遍寻无人,便以滚磨为媒。女娲羞于见兄,遂扮成老虎,以草帽遮面,与其兄成婚,使华夏子孙延续下来,从此布老虎就流传下来了。
我家有只布老虎,小时候,那只布老虎就已经陪着我了。它大大的乌黑的眼睛,小小的鼻子,长长的尾巴,短短的四肢,美丽的花纹都被画在那金黄色的皮肤上,更有趣的是这只布老虎好像受到了惊吓一样毛骨悚然。
这只布老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叫它小布,小的时候,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布老虎的肚子上一次次写着,整整写了一个星期,我才会写我的名字,但那可爱的小布已经变得肮脏极了。这时我才想起要保护小布,可小布已经变成了五彩老虎,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中国传统文化真是丰富多彩,我要跟一只小鱼一样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自由穿梭。
南宋伟大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字号:元晦、仲晦、晦庵、云台子等,他是宋建炎四年也就是1130年9月15日诞生于尤溪郑氏草堂,1200年4月23日在建阳家中去世,享年71岁。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比如说:毛笔字、中国结、鞋垫、陶瓷、剪纸、赛龙舟、戏剧、国画......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了解的传统文化----打腰鼓。
传统文化来到我们学校了!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同学们学打腰鼓,腰鼓一发下来,我就发现:腰鼓是椭圆形的像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妇女的身子;中间的鼓身是木头做的,红色的;两头的鼓面很薄,用皮子蒙住;还有那小小的鼓槌是头上尖点,然后下面细,特别是串上红红的彩带,舞动起来可好看了!
教我们打腰鼓的是年奶奶,年奶奶教我们把右手举起,左手放在鼓上。右手是咚,左手是叭,然后教我们词: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然后教我们起鼓点、花样、抬腿......虽然我们顶着风、冒着雨,但我们还是那样认真的练习着,六一儿童节上,我们在金河会场门口迎宾,大家都给我们鼓掌,听说,在下一年里,学校要办一个更大的校庆,我们腰鼓队还要参加呢!
打腰鼓我们都学会了,就等于学会了一个传统文化,我希望能够学会更多的传统文化!
我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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