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祖先的四大发明,到诸子百家盛况,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从现在每年的“感动中国”,到齐心共筑的“中国梦”,无一不体现我们的中华精神,无一不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是啊,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如今传统美德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每个二中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文明礼貌无处不在,它像绵绵细雨,滋润着校园,像阵阵微风,吹进全体师生的心田。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团结友爱,尊敬师长,文明之花常开放在我们美丽的校园。
走进我们的校园,浓郁的国学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张贴、悬挂的孔子像,随处可见的国学格言,儒家经典的校本课程……优雅的校园里无处不透着浓浓的儒学气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只要你每天走进校园中,就会立该被校园内传来整齐的诵读声吸引。教室内课前诵读、老师办公室、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我们一边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一边大声朗诵着《弟子规》。这个最通俗,经典的《弟子规》,无声无息地触动着我们心灵最深处,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度春风化绸缪,五番秋雨洗鸿沟。老师,这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从现在开始向你们行“鞠躬礼”,是您教导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其实,传统美德就在我们身边: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举手整理教室图书的时候;学会向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
美德在我们心中,美德代代相传,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把文明美德传承下去,让美德之花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如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过各种洋节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渐渐地不被重视。现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着的使命。
中国的传统和文明需要传承。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产物。现在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若是无法了解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发展,轻视这些传统和文明,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品性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容被西化。中秋节寄托了游子对家的思念;端午节展现了耕作的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清明节表达了亲人对逝去者的.哀思;新年则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快乐生活的朴素愿望。这些节日背后所存在的意义,是任何一个洋节日无法替代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保护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从原来没有节假日变成了休假一天,电视媒体也日益加大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在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21世纪,我们太多地关注于西方万圣节的南瓜;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白胡子老人。从而忽略了新年的“福”字,端午的艾草,中秋的月饼,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丢失,没有了这些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将丢失自己的信仰,失去自己的特色。
身处于现今社会的我们依然要懂得不崇洋媚外的道理。外国的传统和特色往往不适合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就像君主立宪制不适用于中国;刀叉无法成为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直接的说话方式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婉转一样,洋节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节日。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不再受重视,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中国“文明古国”的盛誉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与弘扬,从自身做起,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有五千年多年的文化个历史,而我国文化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页是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还为五千年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先从家庭说起,一个家庭要和谐美满,最重要的是敬老爱幼。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传承这一精神。相信大家都知道《三字经》上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句谚语吧,它讲的是一位东汉人黄香,他的母亲在他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黄香十分悲伤,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爱全部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冬天的寒夜非常冷,黄香就先钻到父亲的被窝,给父亲把被窝用自己的身热暖,才到自己的床上睡觉。夏天的夜里很热,黄香就手持蒲扇给父亲扇。黄香九岁便知道孝敬父亲,足以证明敬老爱幼的精神作文从古代就开始了。
古人曰“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的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表现。但在近百年来,人们往往忽视这个不起眼的“传统美德”,一些优秀的美德被遭到破坏。现在人们有了雄厚的经济,往往以为得到了全部,但是他们错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它便会像魔鬼一样的慢慢的吞噬你的灵魂。”
传统的美德是五千年来中国流动的血液,如果我们把这个主要的血液堵塞,那还谈得上什么“中国”!中国传统美德的博大精神,它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它会使我们中国的力量凝聚起来,如果没有了它,中国会逐步走向灭亡……传承和发展中华的文化和美德是每个华夏儿女的义务,更是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的说出:“我是中国人!”
教育之道,尤重童蒙。许多人回忆起人生开学的第一堂课,都津津乐道,因为这是跨入知识之门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起点,意义重大。荀子在《劝学》中说:“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先知礼,而后闻道,这是古人的教育观。如今,以一项隆重的仪式来纪念幼学启蒙,何乐不为?不论这项仪式是沿袭传统,还是新造之物,它毕竟传达了一种重教、崇知的积极观念。
但社会上对“开笔礼”的批评,不在它积极的一面,而在它与传统的扞格。
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每一项看似都与传统有关,但捏在一起,塑成一个“开笔礼”,冠之以“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之名,就有点装腔作势、不伦不类。这种打着“传统”旗号附庸风雅的情形,在当今社会所在多有。一些人宴席上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美其名曰“酒文化”;成书于顺治初年的《弟子规》,在文化商人的推波助澜下,登堂入室,成了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儒学经典……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伪传统”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对我们传承文化究竟是福是祸?
作家史铁生说:“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该理解为流。”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条大河,流到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礼为传统之形,道为传统之核。过于重视传统中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会流于庸规陋俗,成了装腔作势、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附庸风雅”,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所谓的“雅的这样俗”,是魏禧《与友论文书》中所道的“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有市井气耳!”传统的表现是延续,延续根源是内在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某种表层的思想外衣,不是想扔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身为中国人不仅应该学习优秀文化,还要传承传统美德。
中华上下五千年,通过这五千年的延续和发展,我国形成了泱泱大国的民族精神。我们也要学习这种民族精神。
我们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也是作为中华民族信奉的图腾,龙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品质和神奇的传说。在龙的身上集中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也常把世间的杰出人物称为人中之龙。
无论是什么中华文化,我们都应传承下去,从现在开始,"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要行得正,坐得端。”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境界。努力学习优秀文化,传承传统美德。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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