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是,谁没有故乡呢?没有故乡的人还是人吗?沈从文死后,葬在故乡凤凰,他的外甥黄永玉将他的这句话刻在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以说,活着的人,都像孤魂野鬼一样四处奔波飘零,而死去的人,才真正回到了天堂一般的故乡。
静心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行走在熊培云式温暖柔和、清明理性的语言缝隙,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内心的村庄,我眼里的中国。有回忆,有对比,有感动,有沉重。为熊培云式提着笔杆子出了乡村又时时不忘回顾反哺的游子,也为我兄弟姐妹一样无数远离家乡四处打工觅食的民工,还为那些留守故园陪伴日升月落鸡鸣犬吠的老弱,更为滋养了我的童年我的悲喜我的理想的那一片山水——我的眼里时常涌起泪水,我的心头时常挂起一轮明月。
一
今年正月,回家过年。村里又是一番新变化。村口新修了宽敞的水泥路,安装了高高的路灯,就连各个小巷也铺了水泥。母亲说,村里正在忙着搞“三直”。所谓“三直”,就是将所有田地重新整合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方格,中间开辟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车道,以适应机械化耕作,即田埂直、沟渠直、道路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村里搞过的“园田规划”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也算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那么,田野之间的一个个河塘呢?我着急地问。母亲说,也都推平了,不要了,只留下了后港没有动。我又问:大家的自留地呢?母亲说,自留地也都推平了,会重新分配。陡然间,我的`心情黯淡下来。那些池塘,可是我童年嬉戏的场所啊!车水、游泳,采莲、摘菱,捕鱼、挖藕……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他们还起着灌溉的大作用呢!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一声叹息。之后我和村干部聊起,他们说,灌溉的事不用担心,村里准备投资改造电排站,需要抗旱的话就从村前的大港(万年河取水。那万一大港也干得没有水呢?我的诘问,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们只强调是上边叫这么***,是政府统一部署。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熊培云的诘问,直达问题的内核。假如农民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自然会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地产,用得着并不真懂种田的官员们指手画脚吗?关于土地权属问题,其实最和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相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大部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可望不可即呢?眼下烽烟四起的腐败卖地、野蛮拆迁,就为这种国有民无的土地政策作了鲜明的注脚。征询村干部今年还有什么新规划,他们说正在申请县里立项,全面建造村里的自来水管网,使村里人都喝上自来水。我说,现在的村民喝水都是自己使用手动压水机,不要花钱的,如果换了自来水,费用可不能贵了,否则村民们不会要的。村干部说,也就收一块左右一个立方吧。对此,我只存疑。因为在走访外地的村庄时,我也见到过不少弃置不用的自来水管网,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试想,在有免费水喝的前提下,哪个村民希望多花钱呢?应该说,我家乡的村干部还是想干点实事的。他们对村里的卫生、休闲、文化等设施改造与重建,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景或规划。但怕就怕他们受了上级部门的瞎指挥,不征求村民的同意,干一些乡邻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是通过村民选举上来的,但这个选举更多的是掺了宗法宗族的势力,而且监督机制远不完备。目前,靠的还是个人的一点德行吧。但,只有德行,靠得住吗?
我的村庄比较大,有近两千人口,农田近两千亩,山林数千亩。面对如今盛行的卖地、卖山、卖树歪风,村干部一行把持得住吗?我心头不能不泛起“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忧思。
二
关于中国乡村,各人有各人的观照角度和愿望期许。
很多城市生、城市长的知识分子,研究三农、评判三农,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持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论坛时,来自某县县委的一个干部说到村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很是落后、急需教育时,听讲的一个出自河南农村的学者愤而站起,当堂责问:你们干部的素质就比他们好吗?我看还不如他们!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的也许都没错,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观点就不同。但在情绪上,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在当今中国,重要的不是教育人民,而是教育官员。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真正的民主应是自上而下的,哪有上面是专制的锅盖,而指望闷民主的熟饭呢?这样的熟饭不变味变馊才怪!这样的民主不被闷死才怪!就像小沈阳说的,你忽悠人可以,但不带这样忽悠人的!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觉得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国人最应该防范的几种心态是:
1.观光客心理。
国人拜改革开放所赐,腰包略微鼓了起来,于是旅游之风大兴。很多游客有这样的心理:希望看到更多原生态、原始状的风景,比如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边远山民的生活状态、乡村田园的自然样貌。走到一个地方,就希望有古老阴暗的民居,有破败不堪的古董,有曲里拐弯的小路,最好还要有衣着破旧的老人、辛苦劳作的农夫作为点缀。然后拍照、合影,吟诗、写游记。让他们留宿一两晚,则照片拍得更多,诗文写得更好。但若要他们从此留下来,做一个永住民,他们则是不***。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和闭塞,寂寞和冷清。那么将心比心,你需要舒适、富贵、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和不向往吗?你认为要保留、挽留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如果不是他们想保留、挽留的,你有什么好叹息好批评的呢?追求幸福,是每一个地球人的权利。在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村民也期待着革故鼎新,从此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享受国家正式公民的福利待遇,这有什么错呢?不能因为要照顾你的旅游你的拍摄你的写作,就让他们长期生活在看上去很美很诗意、实际上落后、清贫、辛劳的境遇中;也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文化人的所谓学术研究工作,而使另一部分人躲开现代化,仍旧生活在古代吧。
2.吊丧者心理。
几十年来,虽然城乡剪刀差依然严重,但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纵向比,乡村的进步指数、乡民的幸福指数显然有大幅度增长,试问儿辈、孙辈的生活感受,是不是都远远地强过父辈、爷辈;横向比,和中国城里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水准可能真的还不如农村,怪不得一些地方的农业户口比非农户口更受捧,一些有钱人也将房产投资的眼光落在乡村的土地上。当然,这一切变化,源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兑现,源于广大青壮年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赚得一些血汗钱,还由于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系列居住、饮食、环境、交通等方面的恶劣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略有啧言。我就有亲身体会:每次回乡,都会捎带一些母亲、岳母亲自耕种的蔬菜;每次吃着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余味不绝;看着亲邻们建造的宽大楼房,对比一下自己的套房,简直有蜗居之感。还有他们的悠闲,缓慢,也是我们上班一族颇为艳羡的。
但有一部分身居城市的人,眼光和思维总是停留在前几十年的光阴里,看到的总是残破的村庄、贫穷的村民,想到的总是无尽的哀伤、不绝的痛苦。我承认,农村的确还有残破、贫穷、哀伤、痛苦,但一定不是大面积的,不是主流的面貌,而他们往往喜欢选择性取材,用放大镜观察农村的弊病,用立体音响聆听农人的***,于是常发吊丧之痛,常写哀鸣之字。这些人往往喜欢舞文弄墨,遐想行吟,过度继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情怀。
当然,中国的乡村远未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比起英美日韩等国的乡村主义、乡村精神来,差距何止千万里。但我们不正在追赶吗?不正在建设吗?我们需要鼓舞,不需要吊丧;需要批评,不需要悲泣。
3.救世主心理。
中国人吃透了“救世主”的亏。远的不说,我们父辈眼里的救世主,就是那将天下打得一片血红的东方红老人,他真的救了国人救了世人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定论。
自从2000年湖北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后,三农问题就更加引发了朝野关注。的确,欲认识中国,必先认识中国的乡村;欲发展中国,必先发展中国的乡村。无他,只因中国是一大农业国也。无数有识之士都投入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中国乡村、拯救中国乡村的言论或行动中来。他们的心愿,或曰动机,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尚。著书、立说,捐款、捐物,建希望小学、做图书馆,宣传民主、发动选举……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的,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为之感动,为之眼湿。济弱扶倾,仁慈隐恻,人心向善,善莫大焉。但若据此高人一等,颐指气使,以为布施,居功自得,俨然一副救世主心理,那么这样的拯救不要也罢。
其实,乡村是有自救血统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有着厚实的伦理根基,长期稳定有序,建设有加。是近现代史上的所谓革命,所谓主义,将它颠覆破坏,盘根推移,而今元气大伤,人心不古。
说到乡村的自救,我们很多城市居民当会脸红气短。今年春节前后,广东陆丰乌坎村反腐游行,理性抗争,争选举自由,保自家权利,可谓震惊中外。谁说农民见识浅陋,贪图小利?谁说农民卑微如草,素质低下?还有那些在圈地运动中长年上访,对侵权行为坚决说不的无数村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称不上是英雄壮举吗?在这样一个羊恋上狼,狼欺负羊的时代,究竟谁更需要拯救?
乡村建设无须悲观。只要全能政府不再全能,撤出不必要的管理触须,还自由于民,假以时日,我们期许的乡土中国可复苏矣!
当然,这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的努力,抗争。
三
熊培云把故乡比做灵魂的庙宇,有故乡的人当心存敬畏。我心有戚戚焉。
网上读到浙江陈国明先生所作的七律一首:
清宵作梦到山乡,野菊花开特地香。
半亩寒塘鱼跃水,三间暖屋竹齐墙。
村头犬吠新来客,宅畔人喧旧晒场。
一觉醒时天露白,倚床枯坐忆亲娘。
哪里有亲娘,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故乡啊,祖国!
作者以详实的笔法描述了他眼中故乡——小堡村,一个典型的农村村庄的时过境迁,并对建国以来农民与土地之间生产关系的变迁做了论述。在作者的心里,即使他自己出国留学多年,回国后也不在故乡的小村庄里面住了,但是故乡依旧是他心灵的家园,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特别的情怀的,当他的家乡遭遇“拆迁”、\"卖古树\"、土地租给别人建工厂,家乡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没有村庄的流浪汉。
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作者村庄买古树的的事了。当时村里想要卖给别人的是三个地方的树的,一个是:晒场边上的树。一个是:村中旧祠堂后面的树。还有就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晒场边的树是所有集体财产的,旧祠堂后面的树是属于村里的一个大家族的,坟山上的树是私人的。很多村民都不愿意卖树,但是能够站出来反对的人并不多。最终,只有坟山上的树被留了下来,因为它的主人誓死捍卫了它,而其它两个地方的树都被连根拔起卖掉了。我觉得卖树这件事,不仅仅体现了村民思想的封建、落后,民主意识的淡薄、保护自身权利意识的缺乏,同时也很好地与书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联系起来了。因为卖古树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作者的村庄里面,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部分的村庄里面的,书中就有提到南京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大片的梧桐树。书中把这种现象叫做”大树进城”热,当时中国把大部分的经历都花在建设城市上面了,城市的绿化需求非常的大,这样就造成了卖树、偷树的现象。这就让我想起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了,孙教授把90年代以后的中国称为“断裂社会”,断裂社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中一个就是城乡之间的断裂。拆迁、把农村的资源运到城市都是城乡断裂的表现。那个时候,农民没有拥有土地权,农村大量的资源都被挖到城市里去加上国家出台的“户籍戒严”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断裂。
在书中也有很多的细节是描述了农村以及村民的特点的。譬如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他在上学的路上和一位伯伯同路,伯伯问作者以后又什么打算,作者就说,给你们写诗啊,他一位那位伯伯会夸他关心农民的命运、有理想,但是那位伯伯却叹息着说:”写诗有什么用啊,我们又不懂。在这里就体现了农村缺乏教育、缺乏受教育的意识。还有,作者提到农村里的人和树是有感情的,他们会在树下乘凉,小孩子会在树上玩,树结果子了他们会去摘,而作者之所以对树有特别的感情是因为在古树曾经救了他两次。然而在城里,树仅仅是用来当做风景的,果子熟熟了在树上烂掉也不会有人去摘,不仅是人和树,即使是人与人之间,做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偶尔听到隔壁的一点点响动、一点点悲喜,却永不相识。这就通过人与树之间的关系,对农村人和城里人在感情上做了一个对比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再后来,我甚至厌恶回到这个村庄,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荒草淹没。”《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介绍了作者熊培云的故乡——小堡村的从前、现在和可能出现的未来。在书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我读这本书时,时常感觉到我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因此产生了些许共鸣,虽然我离开家乡已有近10个年头,但那毕竟是伴我度过珍贵的童年的家乡。
熊培云在序文中讲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虽然我不确实是不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我知道有大部分人的家乡在沦陷,也包括我的。如果说因为小堡村的村长贱卖了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而让村民们的内心从此失去安宁,那么我就是因为一个采矿集团走进我的家乡而让我内心变得空虚。因为寄托着我的精神的东西受到不可恢复的创伤。采矿集团一到我的家乡,首先遭殃的是那一座座山,的确都变了颜色,一座座黄土山刺痛了我的眼球。从山脚通向村庄的林荫道路,变成了黑乎乎的石子路,还会有些从在矿车掉下来的矿渣。矿区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村里的颇大的湖里,银色中略带青色的沉淀物把这个湖的一大半填得结结实实。那些山上曾经给予我和小伙伴美味果实的树木,我要到哪里找寻;那条我和小伙伴曾经追逐打闹的林荫道为何变得死气沉沉;那个曾经有人撑着竹排去捕鱼的湖,要怎么样才能让鱼儿重新回到你的怀抱。
虽然我的家乡不像熊培云的家里的老房子因移民建镇被拆得一干二净,但家乡小村几乎所有的房子也因为就没有人住而显得沧桑衰老,破败不堪。这与熊培云谈到的农民进城务工有很大的关系,采矿集团进驻我家乡成为了农民进城的催化剂。在全国都兴起进城热的时候,我的家乡也不例外的卷入了这场潮流中。原因有很多,熊培云说:“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在我家乡这里就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除了城市给农民带来的吸引力之外,让农民背井离乡的还有来自家乡的推动力。
我的家乡有大片良好的农田,每到播种季节,一片片绿油油的禾苗,随风摇曳。到了收获的季节,农田便掀到了金黄的一页,这里承载着全村人的希望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书笔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书笔记。然而矿区挖矿没有做好勘测工作,他们在地下采矿,矿洞一直从山的那边挖到我们的农田底下。事情的败露是因为一位伯伯在自己的`农田耕作,发现自己的脚在往地里一点一点的下陷。起初他还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这附近的农田便坍塌了一片。这么一来,说明在农田附近的房屋也不安全了。此事顿时在我村里吵得沸沸扬扬,还说要与矿区打官司。出了这种事,再没有农民敢下地耕作,渐渐地,自然农田就被大量抛荒了。然而没有什么可以维持生计,一方面,青壮年们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全村人在与矿区负责人商量卖田地以及宅基地。如今时隔几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转入城市了,剩下的只有无人管理的破旧房屋依旧在守护着家乡,和熊培云的小堡村一样“乡村不免空虚”。
中国人的家乡都大同小异的在沦陷着。关于童年的家乡,只能永远的活在心里。
“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了却平生一个心愿。愿我的故乡和所有人的故乡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也愿我几年来的这点思考与写作,能够为读者呈现更多真实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打开一段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段话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的结束语。我记得我在自己编印的文集那篇代序《“冰清”和我》中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面对死亡了,我希望这本《冰清文集》能保存在这个世界上,翻开它,便能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她是这样地走过来了。虽然怒放的生命之花总有凋谢的那一天,但是,‘冰清’依然活着,她是生命之树上最后的那片树叶,永远不会随风飘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希望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遭时留下些痕迹,证明你来过。而能够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对生养我们的故乡的一种回报,同时它也在证明着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曾经这样地存在过。如果每个从故乡走出去的人都能为家乡写这么一本书,历史便不复是统治者和所谓学者口中或笔下的宏大叙事,它会具体到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或城市的命运,它是一部最真实的平民的史诗。“如果不能走进平常人的命运,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
熊培云,就是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的作者,一九七三年他生于江西永修县小堡村,这本书便是由小堡村及永修县,再写到江西省,乃至全中国,揭示中国农村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这些问题和思考书中写得都很详细,我的读书笔记对此就不作重复记录,只是将书中一些我认为比较精彩的话辑录下来,并说出我自己的理解。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失去了故乡的人灵魂无所依托,他才会恐惧害怕,因此需要想象一个天堂出来安慰他的灵魂;而有故乡的人,故乡便是他的天堂,所以他不需要寻找天堂,只需要回到故乡。我曾经写过一篇《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散文,在那里我便是一个失去了故乡的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将要去何方。现在我明白“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
“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田园与记忆,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近年来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势如破竹的弱肉强食,沦陷了一座座城市,淹没了一个个村庄。”
每次回家乡,我都会坐在车窗前贪恋地望那片土地上的房舍与农田,我多么希望她永远保持那样一种淳朴的状态,永远不要被现代化的水泥丛林所包围,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化学气味所包围,希望山永远是绿的,水永远是清的,天永远是蓝的。每次见到一座被削掉一半的山心都会痛,每次看到溪水里漂着的垃圾都会叹息,还好,乡村的天依然是蓝的,那片蓝给了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婺源是我曾到过的最美的乡村,但我后来每一次去都发现与我初次与她相识时又变化了一些,就连那些淳朴的乡民也变成了精明的商人,于是,婺源在我心里的形象变得不那么美了,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再也不愿意踏上那片乡土,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梦之故乡的彻底的沦陷。
“‘人们忍受着没有时间的痛苦’(法。德莱姆)。想来也是悲哀,现代人虽然早已经衣食无忧,却像是被‘成功学’诅咒,绝大多数人都在为并不存在的事业终日劳碌,荒废自己宝贵的人生光阴。”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最有名的故事是一个富翁与一个渔夫的对话,富翁去海边渡假,他看到渔夫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于是他就问渔夫为什么不趁着好天气多出海捕鱼以收获更多的财富,渔夫反问他:你拚命挣钱,结果不还是跟我一样也是为了来这里晒太阳吗?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数量,足够你生活,能满足你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那么再多便是浪费,所以说当一个人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还拥有大量财富那并不是这个人的光荣,其实那是他的耻辱。西方许多富豪到晚年都将大部分财富捐献出来,说明他们对人生有深刻的了悟,并且他们的人生是拥有大爱的人生,这样的人才会永远被子孙后代所铭记,他们的身体虽然消亡了,灵魂却不朽。
有的人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这些身外之物,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的事业,不惜为此付出健康、尊严、人格,甚至牺牲掉最宝贵的情感,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成功到最后都是一场空,赤条条来你还得赤条条地去,唯有爱与你相伴,你永远只活在爱你的人的心里。所以最成功的事业应该是收获许多爱,亲人的爱,伴侣的爱,朋友的爱,乃至陌生人的爱,那是一种大爱。
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民主的精髓,首先也是身份的平等。”
所以无论是圣人还是罪人,他们首先都是人,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我们允许圣人有不光彩的过去,也应该允许一个罪人享有一个未来。请记住这句话:人,生而平等!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灵魂失去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生活在这粗砺的世界,那柔弱的人心,是需要一座庙宇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你满眼所见恐怕尽是冰凉的雨水,从天而落,滴透人心。”
无需我举例,人人都在疾呼这是一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时代,但有多少人敢指着自己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请不要只是指着别人愤慨,还是想想自己是不是尽到了一个作为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提醒自己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具美德有修养讲文明的人吧,只有每个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这个世界才会重新变得干净起来。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
记得好象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和死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面对着镜子,我们既在生中看到死,又在死中看到生,生和死虽有着两副相同的面孔,却长着两颗不一样的心,一颗是热的一颗是冷的。其实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生与死就同时伴随着我们,走得越长离死亡也就越近,所以人生可以说是见证生命的里程,也可以说是走向死亡的里程。只有“向死而生”的人才懂得时间的有限,才知道珍惜这有限的生命。
在经历了三十年多改革开放这样深刻变革的时代,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有过村庄的回忆。要离开村庄,如今并不困难,背上一个行囊,北上或南下,就能够迅速地让村庄成为你的思念。但是,离开村庄的你,还回得去吗?
也许,你的村庄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群里,你的老屋早已推倒,成为一座新城的一角。总之,你住过的村庄已然不在。或者也许,你的村庄非常幸运地、依然青山绿水地耸立着,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城市生活的梦还能嫁接得上那里的十里稻香吗?你还能追寻得到乡村少年的足迹吗?现在的村庄还是你住过的村庄吗?
读熊培云先生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总是让我发出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追问,关于村庄的追问。也许,是因为我也有过在村庄里生活成长的经历,也有过几乎逃离般地离开村庄的历程。有过这样的的,一定有许多许多人。
就如熊培云先生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当农村源源不断地把生产资料送往城市的时候,城市的工业化得以提速,城市生活有了切实的保障,而农村却因资金贫乏、人才匮乏、政策限制,而呈现出一定的衰败和沦陷。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通过升学、入伍、进城打工的方式,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离开,就意味着可能没有前途,没有更美好的生活。
作为千千万万离开村庄中的一员,我承认,二十多年前,当我离开村庄,踏上城市、跨进工厂门槛的那一瞬,是多么欣喜,值得庆幸。但随之而生的,是我对村庄的无限牵挂,因为那里还生活着我的父母。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村庄已不是我的村庄,这不是我的错,因为,当我离开村庄的时候,我的田地就被其他村民“瓜分”了。只要户口从村里迁出,虽然是生于斯长于斯,但从法律意义上你已彻底不属于这个村庄了。城乡之间的楚河汉界就是如此分明。
造成这种诡异结局的原因,常常会直指那个阻碍城乡交流的户籍制度。好在,冰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到今天似乎有了消融的一天。社会的改良和变迁,并不像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那样立竿见影,总是在经历很长的努力后,才艰难地向前迈上一步。所以,我们对于村庄的期待,也不必那么悲观和失望。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的村庄大多看不到古树,也不见了小桥流水、鸡鸭成群、牧童横笛。可是,没有这些就不是村庄了吗?对于这些心怀念想没有问题,谁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村庄。但是,究竟是谁,还想保留着这样原生态的农村?如果出于对农村乡土历史的研究,这情有可原;出于对乡村旅游前景的考虑,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早年逃离乡村的人——如今的新兴的城市人,满足他们的怀乡之心,就要让这样的村庄长久地保持着她的原始模样,那就显得过于矫情或者是自私了。因为,经历过原生态农村生活的人,都会苦恼于在农村谋生的不易、出行的艰难,还有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糟糕。
谁人故乡不“沦陷”?也许真的是如此。但是,在“沦陷”的同时,是不是又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在生长?当我的村庄被拆得只剩下几户人家的时候,我也并不想坚守。因为新农村的建设更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出行更加便利,生活更加舒适,父母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会更加健康长寿。当年过古稀的父母也领到了社保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种种好处,我深切地感受到,如今村庄的变化,已不仅仅只是她的外形,还有影响人的内心的东西也在滋长,村庄里的人也显得更加自信了。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熊培云先生对他所住的小堡村以及类似中国村庄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他是一个建设型的学者,他在叙述着对村庄的依恋,也在用他的力量,试图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村庄的面貌。他在他的小县城建起了一座图书馆,以实现他的“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可以如熊培云先生那样,不管曾经以何种方式逃离村庄,今天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去回馈你的村庄,让她更加富足、文明,自由而富于理性。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人才、资源在农村只出不进的所谓“鱼笱效应”,通过反哺与回流,实现现代乡村的复兴。到那时,你住过的村庄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姑且这么定义,书中对农村基层民主、乡村风尚之类的探讨,说实话,匆匆一读,很难参悟,只能形成一个粗糙的印象。却让我不禁开始回望我的村庄,不由感叹,这个我自幼生长,又终究离去的地方,真的越来越荒芜。
陶渊明和王维笔下的田园,终归是文人渴望皈依自然的臆想,它们存在于古籍的盛世中,被人怀想追念,而只有真正沾染过土腥味的人才有资格判断,世上是否有“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或者“野老念牧童,相见语依依”的田园。
我记忆中的村庄、田野和山林,也可以充当陶渊明和王维歌咏的对象,自然风景足以让来自城市的人大为惊叹。他们的相机里或许储存着山野树林的清新,油菜花紫云英的绚丽,脚步却丝毫不会靠近气味逼人的猪圈牛栏。
我的村庄远在深山,所以可以逃过城市的圈地与拆迁,但是,却被城市用另外一种方式掠夺。
除了岁末,在家乡几乎很难看到几个青壮年,甚至孩子。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遍生活方式是,青壮年的儿子儿媳远在城市,年迈的祖父母带着孩子在家。稍有余力的人家基本都将孩子送往县城读书,从小学开始,由母亲或者祖母相伴陪读。所以,在假期以外的日子,曾经十几户人家屋宇相连,聚族而居的村庄只有四五个人,分外寥落。回家的时候我与几个也在无锡打工的同乡同车,面包车在积雪未销的山道上波折前行,音响里十分应景地嘶吼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他们一路烟雾缭绕,谈论着这一年在外的种种,收入固然客观,但这其中的辛苦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留在家里没意思,田地的庄稼不足一家人的口粮,种植天麻灵芝又算不准市场价格的变化,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被时代的变化远远甩在后面,而与新生活的磨合又必然饱含酸楚。
在家乡,有的家庭甚至合家进城打工,空留下装修完备的小洋楼——等着年老力衰的时候,回来养老。生于土地的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土地,不是因为眷念,而是因为除了土地之外别无依靠。而等到真正年老的时候,土地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这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每次回家,都不免见到这样的悲剧,曾经心心念念养儿防老,以家里没有“赔钱货”而自豪的老人,如今在对人悲悲切切地哭诉:“娶个媳妇死个儿”。邻村一位老人,辛劳一生,将所有家产毫无藏私地分给两个儿子家,自己本想安心养老,结果两个儿子儿媳都认为他对另一家偏心,都把他视为“死老头子”,老人某次摘了儿子家菜地里的菜,被儿媳骂得狗血淋头,上吊自***。更多的时候,两辈人之间的矛盾是一把钝刀子,一点点磨损着孝情亲情。而在这个时候,即使再亲近,有威望的长辈也很难直接上前训斥,只能借酒壮胆后旁敲侧击地提醒。其他人除了谴责、同情之外,只能反复说一句:“各凭良心”,可是,越寄希望于“良心”只能越让人寒心。
这种老来的荒凉已经是家乡,或者说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未老或已老的人能够人望见的结局。
我的种种思考,都是由《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所引发的,但是无论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是之后,我还是看到了,家乡这二十多年的种种可喜的变化。土路变成了村村通的水泥路,泥巴屋变成了一栋栋不输别墅的小楼,过去只有过节吃肉到现在几乎餐餐有肉,等等。铁路刚刚修通,和谐号动车在山间飞驰的时候,有很多人专程跑去观看,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大山沟里通火车实在不可思议;邻村那个几年前做了换心手术的人走到哪里都还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大家觉得换心脏不可思议。一过了正月初六,返乡过年的人们又都离开了荒芜的田园,但也有人留下。他们大多选择从事养殖业,黑毛猪、土鸡、山羊等等,然后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贩卖农产品,在深山的村落里,道路两边人家的土墙上,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二维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我希望,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配合着时代滚滚向前的潮流,让荒芜的田园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厓来厓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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