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特征,在《论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是实用理性?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述:这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坚持人的价值本位,并且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进行纯思维的抽象。实用理性从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用理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经验的传授。例如对“仁”的解释,“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出现109次。孔子的弟子问何为仁,结合具体语境,孔子每次回答都是不同的,告诉世人应当如何行事,并没有在逻辑上对“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黑格尔就嘲笑说《论语》就是一本处世格言。但是这些“处世格言”却有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李泽厚语)。正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探索自身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形式来展现,而是讲授经验,就好像和蔼可亲的老者对着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气氛自然而活泼。
极端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现实的实用,使得实用理性缺乏探索精神。理性不会越界超出经验之外,缺乏严格的形式推理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就使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等等(李泽厚语)。所有这些,给民族文化、哲学体系、行为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实用理性在适应迅猛发展的科学之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实用理性强调现实效果,对民族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法么?孟子回答:符合礼法。又问:如果嫂子溺水,该怎么办?答:应当出手援救,不救人与豺狼无异,应当权变。这种权变使得中国人变得圆融、灵活,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达到现实效果,不可避免要进行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则的淡漠。在古代社会实用理性巩固了人治基础,并不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样就又回到了“解构—重建”的问题,先生强调:“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性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
解构与重建,总结与展望,钻研与引申,李泽厚先生通过《今读》以其现代视角传达了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帮助我们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我们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同时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构—重建”的理念,警惕“民粹”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更好地实现中华文明的转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我以为生活就像沙丁鱼罐头,平淡无奇,无滋无味。我以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琥珀,而我们只是里面平庸的虫子,但运动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让平庸的人不再平庸。
这次运动会,我作为一个小记者,为我们班的运动健儿留住他们在运动赛场上拼搏的时刻。
200天意味着什么?200天意味着我们的学习时间已不足7个月,意味着我们的高考越来越近了,意味着我们是时候弥补当年的不甘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高考并不是一场战役,更不是对未来的审判。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在今天200天动员大会的班会上,我不想说太多励志的话,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两个主题:心态与拼搏
我先从心态说起:作为复读生的我们面对高考必须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不应该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要记住,选择复读并不是要我们完成某一个人或家庭的梦想,我们无须背负太多的包袱,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接下来的200天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如意。但是对于复读生来说没有压力不现实,谁也无法体会复读生所要面对压力时的急躁与不安,但是我们要明白急躁与不安只会让自己沉沦,让自己痛苦不堪。复读之路难免会遇到不同大小的挫折,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克服,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要明白复读并不只是弥补,更应该是改变自己,在复读中学习面对,在复读中学习调整,让自己更加强大。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拼搏:你们真的够拼吗?我想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每天的学习时间完全不够。那我只能说你还不够拼。我们可以来算算,现在每个寝早上起床大概在6:10左右,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提前到5:50起床,我们就有多余的20分钟时间可以用来记单词,大概是15个,第二天用5分钟来回顾前一天所记得单词,那么平均大概每天可以记12个,这样在接下来的200天,我们可以完成2400个单词的记忆,然而高考单词也就3500个,那么你所利用的早上20分钟可以轻松摆平三分之二的单词记忆。不要跟我说这个不实际,我只能说你不够拼。当然我没有资格说这些,但我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我相信这不算晚。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每天洗一个澡,但是如果我们能利用起来,弄成两天洗一个澡。那么我们可以在放学是利用45分钟进行有效的学习,那么一个月将是15个课时,7个月是105个课时,这样算来相当于比别人多写了三本参考书。你也不用跟我说这个不实际,我只能说你还是不够拼。高考拼的就是意志力,你要明白“天道酬勤”在剩下的200天里我们必须做到拼搏。
200天,我们还有时间,一切都不算晚,你们做好拼搏的准备了吗?
孔子与《论语》所代表的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核的“心魂”所在。千年以来,对《论语》的解读浩若繁星。步入现代,今人对《论语》解读最有分量的是李泽厚先生(以下简称先生)所著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今读》)。这本书不是对《论语》进行快餐式、布道式、鸡汤式的误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认认真真读过一遍《今读》,尽管有不明白的地方,却足以让读者找到作为人本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同时,先生还从文化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的问题的成因。因此,《今读》不仅是对《论语》的解读,还融合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本文就对先生的主要观点以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要梳理。
人生什么事最值得做呢?吃喝玩乐吗?不是。娶妻生子吗?不是。买房买车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值得做的事,莫过于拼搏了。人若学会拼搏,虽挫不馁;若懂得拼搏,虽成功而不骄;成、败乃是人生常有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特别的,但在得到结果前的拼搏中所获得的经验却是宝贵的。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值得去拼搏的事。
大作曲家贝多芬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没能上学,十七岁时患了伤寒和天花之后,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又接踵而至,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爱情上也屡遭挫折,在这种境遇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病魔生命的顽强拼搏中,他的意志占了上风,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凡属努力拼搏过的人,那么在拼搏过程中得到的快乐都会比别人要多得多。
那么,怎样才算是成功呢?自然拼搏过了,就算是成功者了。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成败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转化的。”人成功的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越是努力拼搏,成功就越容易降临,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拼搏中得来的成功才算真的成功。这种拼搏与成功的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一翻过来,处处敢拼搏,便处处有成功;时时敢拼搏,便时时有成功。成功之权,操之在已。容国才所以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正是这种作用。
汉朝司马迁继承父业,立志着述史书。他游历各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不料正在他着手编写《史记》时,遭到了李陵之祸的株连。但他矢志不渝,忍辱负重,身受腐弄,幽而发愤,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写成了鸿篇巨着《史记》。
正是拼搏使人们获得了成功。现在是认真看待拼搏的时候了,因为拼搏是走向成功的阶梯。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血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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