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假如有一天,那个命运悲惨的凡卡成为了我的'朋友,我想,他并不会比我差。
首先,他还那么小,就可以独自去鞋匠那儿做“学徒”。且不说年龄,他还那么小就能忍受如此非人的待遇。和我比起来,我“甘拜下风”。旧社会的冷漠,岂能是一个孩子该承受的么?我想不能。也许正因如此,凡卡可能会比我们更成熟些,经历更多些。
其次,一个环境锻炼一个人。看到书上的插图,我心寒得厉害。凡卡生活的实在太艰难了,如果换做是我,根本做不到那么坚强。我和凡卡,简直是天壤之别。也许他的心志,早就锻炼出铁打的一样了!
假如凡卡来到我们中间,我会放低自己,去和他平等相处,因为我不想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人。我会看着他的眼睛,并告诉他:“在世上诸般美好的事物中,有两者最公平,那就是青春与梦想,它不分尊卑,人人都可享有。”也许他对这番话早已有了另一种诠释,但我要告诉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用坚强的信念看世界是一场喜剧。
假如凡卡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让他和我们一样,可以在操场上奔跑、教室里学习,做着不同的事却有着相同的意义。我想让凡卡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童年和一样的笑容。这本该属于他的时光,如果有机会,我会和他一同前进,一同长大。
今天是西方传统的节日——圣诞节,妈妈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任我自己挑选。下午,我和妈妈就来到街上挑选。
我和妈妈东看西看,蓦地,一棵又大又美的圣诞树映入我的眼帘,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彩色的画片,树下偎依着一个卖火柴的下女孩。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光着头,赤着脚,雪花落在她金黄的长头发上,看上去很美丽。我走上前去,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没有名字,别人看到我卖火柴,就叫我卖火柴的小女孩。”“啊?那我叫你碧云,可以吗?”小女孩说:“太好了,可以,谢谢你给我取的名字!”
我牵着碧云的手,亲切地问她:“碧云,你饿了吗?”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我对妈妈说:“妈妈,圣诞节你不必送我礼物了,直接给我100元钱可以吗?”妈妈答应了一声:“好!”妈妈拿了100元钱给我。我带着碧云直奔麦肯基,进了麦肯基,我俩就去服务台点了一个节日套餐。套餐上桌了,碧云看到那香嫩的鸡翅,美味的鸡腿和喷香的.汉堡,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鸡翅和鸡腿就狼吞虎咽,嘴里的刚进,双手又分别拿了一个汉堡和薯条,我看到她那狼狈的样子,想起我们的生活和碧云真是天壤之别啊!
吃完麦肯基后,我们俩就去了心连心转悠,我决定帮碧云买一双皮鞋,于是我俩来到皮鞋专区,柜台上琳琅满目,皮鞋各式各样,碧云看了喜欢极了!碧云挑了一双皮鞋,我要她试给我看看,她麻利地穿上皮鞋,哇,真漂亮啊!我帮碧云付了款,叫服务员帮她打包,碧云高兴极了!
我俩出了超市,碧云不知去何处,我拉着她的手,走上了回我家的路!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首先,他还那么小,就可以独自去鞋匠那儿做“学徒”。且不说年龄,他还那么小就能忍受如此非人的待遇。和我比起来,我“甘拜下风”。旧社会的冷漠,岂能是一个孩子该承受的么?我想不能。也许正因如此,凡卡可能会比我们更成熟些,经历更多些。
其次,一个环境锻炼一个人。看到书上的插图,我心寒得厉害。凡卡生活的实在太艰难了,如果换做是我,根本做不到那么坚强。我和凡卡,简直是天壤之别。也许他的心志,早就锻炼出铁打的一样了!
假如凡卡来到我们中间,我会放低自己,去和他平等相处,因为我不想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人。我会看着他的眼睛,并告诉他:“在世上诸般美好的事物中,有两者最公平,那就是青春与梦想,它不分尊卑,人人都可享有。”也许他对这番话早已有了另一种诠释,但我要告诉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用坚强的'信念看世界是一场喜剧。
假如凡卡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让他和我们一样,可以在操场上奔跑、教室里学习,做着不同的事却有着相同的意义。我想让凡卡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童年和一样的笑容。这本该属于他的时光,如果有机会,我会和他一同前进,一同长大。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我家外的墙角,我一定会把她请到家里,给她穿新款阿迪达斯运动服,舒适的耐克球鞋,让她背质量最好的大嘴猴书包。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后坐在真皮沙发上,吹着空调一起写作业。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真的出现在我家,我一定会把她请到餐桌边,吃一桌的满汉全席。她想尝西式风味,我就给她叫外卖,KFC还是必胜客,随便她。她想尝我家乡的味道,我请她吃刺毛肉圆和细沙羊尾。不过得劝她少吃点儿,撑坏了还得上医院。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真的和我共进了晚餐,我一定带她一起做圣诞树。我们要先去“侏罗纪”买一些小挂件,圣诞老人、礼物盒、小拐杖我统统邀请回家,和小女孩一起挂到圣诞树上,我还要准备一圈彩灯,并在圣诞树顶上安一颗星星。虽不很高大,但我们很快乐。
假如我和小女孩一起做的圣诞树真的立在墙角,我们一定会在圣诞树下一起写许愿卡,一起双手合十做祈祷。她会想她奶奶吧?哦,所以我们还要一起看星星,也许天上最亮的星星就是她的奶奶吧?她的奶奶正向我们微笑呢!
假如我和小女孩真的倚在墙角看星星,我一定会指给她看,告诉她,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猎户星座。要是在这个时候一颗星星掉下来了,我一定会拉着小女孩的手,找到它,再把它安回天上。因为,我不允许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在这的世界上!
我擦亮身边的一根火柴,看到摇曳的火光里浮现出小女孩美丽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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