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教室,不必再被考卷缠绕,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妙,直挺的松树、翠绿摇曳的椰子树、菩提色的初夏荷叶及风尘仆仆、随风迁移的候鸟,令我尽收眼底。刺红的太阳把我脸晒得红通通的,彷如秋天刚成熟的苹果似的。
在教室里就如同在火山里,头脑随时都要爆开,而在赤热的火山里,一块块的岩石就彷彿一张张的考卷似的,写也写不完。而在教室的外面,可以捕捉一些在大自然里,人生中精彩的镜头,让在学校的`生活里,更加美好、更加快乐、愉悦、更加自在。
我不喜欢待在窄小的教室里,不希望埋没在黑白的考试卷里,只希望我有一片宽阔的天地,让我自由自在地奔驰,让我尽情地玩乐。
钟声再次响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宽广的天地,并与小花、小草们说再见,步伐不再像下课前那样沉重。走进教室,准备再次打开那含有复杂公式的数学课本。
走出教室后,我才发现世界是多么的宽大,普鲁斯特曾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世界,而是用新视野看世界。”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学校和教师更为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一般来说是用学业成绩这把尺子去衡量和评价学生;“新基础教育”则更多的是使用发展性评价,关注学生状态的变化。它吸收了美国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论,构建了多元的课程智力结构和多元的课程评价体系。近几年,我校大力开展儿童智能开发实验,开设了音乐、体育、艺术、科技、奥林匹克等多类实验小组近42个,学生参加省市区多类比赛取得了上百项荣誉,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体验到多元智能开发给自己发展带来的益处,表现得更加自信了。同时,多元智能实验反过来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有了较大提高。这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现象,多元评价的推行,改变了那种“清一色”的学生智力观,一大批不同类型的学生脱颖而出。
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是“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的人文精神,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也是“重文轻武”,重精神轻身体的选择意趣。例如中国传统体育典型项目太极拳,其特色是以柔克刚、动静结合、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并且要有良好的心态,不急不躁、静观其变。中国体育文化旨在突出和谐。
西方的人文精神以突出“个人中心”、“崇尚竞争”,以自己为中心,重视个人能力的发展。要想突出个人,就必须要在竞争中赢得胜利才会“鹤立鸡群”“独领风***”成为霸主。西方体育还极力推崇超越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挑战,在挑战和超越了人的生理极限后,就要开始挑战超越自然。所以竞争是西方体育的核心理念,“更高、更快、更强”的经济体育是西方体育的主流。
张德明,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专专著《人类学诗学》、译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参与主编《世界诗库》等。另著有诗集《打水漂》等。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这本小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_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记得黑格尔说过,对于一个具有坚实内容的客体,最容易的是对之作出评判,最难的是对之作出描述。诚哉斯言!与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一个坚实的\'客体作出评判,不如扎扎实实地读懂读通原著,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将之表述出来,这样,西方的理论话语才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汉语文化的学术资源。那种动不动就靠搬弄西方名词术语唬人的做法,那种“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高头讲章,不是自己理论功底欠佳的表现,便是掩饰自己汉语修养火候不到的障眼法。一位名人说,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掌握群众。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让理论直面“世事性”,让一般大众读得懂。在美国访学期间,我老是惊讶于美国学术专著的发行量之高,一般民众对理论的兴趣之大,甚至像斯皮瓦克这样艰深晦涩的专著,也能印到20多万册。
个中原因,我想,普遍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固然是主要方面,但理论与民众、世事的“亲密接触”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强调与国际对话,与世界接轨,但有不少人忘记了,或不屑于将西方理论通俗化、本土化,让它真正掌握群众,化为实实在在的批评能力,结果形成一种悖论,仿佛我们与世界接轨接得越牢,对自己的世事就越可以不关心;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越多,与自己的民众就可以对话得越少。我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如何通过自已的著述去培养“理想的读者”,而会抱怨读者素质太低,学术环境不够理想。的确,应该是反思理论如何本土化并掌握群众的时候了。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多么好,只不过自己一直来尽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的通俗化或大众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作者莫大的安慰了。
“新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生在学校生活的质量。教师要使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学习心境和人际关系,就必须努力搞好班级的建设。在班级建设中,学校更多研究的是如何“把班级还给学生”,具体做法包括:增设班级岗位,使班级的每个同学在班中都有自己的岗,都成为班级的主人;建立班级岗位轮换制,使不同的学生感受不同岗位的不同职责及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同学们的承受变化、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从而锻炼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生存发展所必备的品质和心理素质;丰富班内评价,把评价的权利还给每个学生,逐步引导学生建立多元评价方法,学会规范评价及动态评价,而且要生在评价别人时如何正确地评价自己;建立班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由学校心理健康研究室牵头,由各班班主任参与,全面研究班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学生们对班级更加热爱了,他们在班级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能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这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群体的个性不是靠教师塑造,而是由他们自己用心和行动创造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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