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凡天下之物,莫不由有赖于其所处之境况。境况不同,则征象有异。故欲致知穷理,必先约束其境况,而号召其征象,然后效用乃见。此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者也。彼善试验者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征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
这话说的何其具体、通透,所以,我全盘引用。当然,虽然作者没说,其中到处都晃动着杜威的影子。就像他在后文中说的那样,这只是“嫁接”杜威的经验,并把它纳入自身经验之中去,根还是自己的。
改善试验者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惟其以人力胜天工,故能探其奥蕴,常保其新焉。
在序言中,陶行知说,这本书是他在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的几线光明,从教书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看似前后矛盾,恰恰体现了作者长进之处。此处,我深以为然,为学日增,今日之我必胜昨日之我。故,看似矛盾处,恰是长进处。
陶行知力图改造中国教育,所以,在选择旧稿时,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多上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这便是陶行知的教育原则: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其名字也可窥其一斑。做中学,实践出真知,杜威思想之根基。陶行知的主张看似和王守仁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完全相反,但是,阳明的“知”正如苏格拉底的“知善者必能行善”中的“知”,不是死知识,而是内心的信念。所以,窃以为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
陶行知之所以要改造中国教育,根源在于传承母亲那份对孩子的爱心,这被作者视为母亲留给他最好的精神。母亲60寿宴时,作为对母亲的寿礼,作者立志将父母传给他的精神在中国教育上表现出来。母亲所喜爱的是她的四个孙儿,她称呼他们为她的蟠桃。因此,作者立志要把母亲爱蟠桃的心推广出去,使全国的蟠桃们都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爱护。
从这天起,陶行知便深刻地注意到小朋友们所受的教育。当时的教育现状是:蟠桃园已经由玉皇大帝交给猴子看管了。之所以叫他看管,是怕他“后来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谁知猴子不当一件事儿做,往往在园子里耍了一会儿,吃了几个桃子,变成二寸长的一个人儿,在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
这不是中国儿童教育的缩影吗?作者要想彻底改造蟠桃园,不但要请出如来法掌去收服猴王,还要“瑶池王母自栽培”,才能使“夭夭灼灼花楹树,颗颗株株果压枝。”同时,他甚至还呼吁说,纸上的教育改造能多大效力?大家愿把整个的心捧出来,象个小孩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这部书最多不过是换了几条路线吧,倘使遇不着有心改造的人,便与废纸何异?
其心殷切,其情真挚。所以,后来,他开办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的教师,影响深远。陶行知的主要观点: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他认为的新教育是:“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也就是说,新旧教育的区别在于发明能力。
有一次,教写字的老师突然让我们用宣纸写钢笔字,还让我们回家,每人都买一袋宣纸,下次来检查。我买了一袋宣纸放在小书桌上,一看,正好,小书桌正可以放上一张宣纸还多一点。我立刻拿了一张宣纸,放在小书桌上写起了老师的家庭作业。
我也非常爱护我的小书桌。每天写完毛笔字,我就到楼下的卫生间里拿出了一条专门擦墨汁、墨水的毛巾,把小书桌上印出来的字迹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我爱我的小书桌。
教育是一门专门的事业,必学焉而后成。然从事教育之人,偏欲凭一己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故思而不学,凭空构想者有之;一知半解,武断从事者有之;甚至昧于解决,以不了了之者亦有之。空想则无新可见,武断则绝自新之路,不了了之,则直无吾新之希望。欲救斯弊,必使所思者皆有所凭,所断者皆有证据;困难之来必设法求所以解决之,约束之,利用之:凡此皆试验之道也。
夫一物之发明,先守秘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公开,等到向外传播,不知又要经历多久。即便是学习他国,有可能出于误会,一讹传讹,危害不浅。即便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我们认为是新的,在他人那儿已经是旧的。况且作为其形同同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而效仿,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若能真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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