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核的果实自然无法在自然界生存,没有粹的米粒总是扬着无知的头颅。在这个日新月异,传媒声喧杂的年代,你是否也被繁花迷了眼,丢了心?
今天,我们只会坐在草地上用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郭敬明);当简简单单而又通俗的《老鼠爱大米》唱遍大江南北时,谁有能重拾昔日哲人心中那”青青子矜”那般泛黄的感动?无可否认,青春文学可以带来梦幻般的感动,但倘若一个人的精神主体是这些,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在这个众生传媒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为了一点点事斤斤计较,谁又能理解”大同世界”的美好呢?谁又能重拾昔日大教育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度量。
翻开厚重的古典书籍,我们看到的是老子用了五千个字写出的《道德经》,句句短小,却又饱含真理,孔子与弟子言行在《论语》的二十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短短八个字,体现出的却是何等的重要。打开《三国演义》,是刘,关,张三人”不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翻开《红楼梦》,是林黛玉“红藕香断有谁怜”的惆怅;翻开《西游记》是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唐僧的执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翻开唐诗,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怀念,是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放,是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忧民。
魂兮,归来。
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而对于每个炎黄子孙来说,中国的古典文化无疑是经典了。
很多人都想过:我们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个体啊!如果世界上没有了我,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转动,太阳依旧东起西落,天气一样变幻莫测,马路上依旧川流不息,一切都不会因我改变……许多正在努力为梦想奋斗的人因为这个而否定了自我,否定了未来。
今日,我读了毕淑敏的《我很重要》。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毕淑敏的文章,以前,她只可是是众多成功作家的其中一个罢了。此刻,不一样了,她教会了我“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光是标题就让我深思:此刻有多少人没这么想过了,这个可能会被认为是自恋吧。
当我看到毕淑敏最开始连续写了“我不重要”觉得她和我们一样,有着气馁的想法,我错了,她忽略了自我的利益与价值,而突出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后面她也写到“我很重要”的例子:“我们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我们的出生绝非偶然”“对于父母,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对于朋友,对于社会,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让我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生命的价值。
正所谓,以铜为镜,能够正衣冠,以史为镜,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明是非。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很难有自知之明的。这不光因为“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更因为人们难以发现自我的重要性,缺乏对自我反省的本事,常会被自我蒙蔽。
很多人说:“认识自我,是一种本事、一种高贵的人格境界。”这话一点也不错。泰戈尔在流萤一文中说过:“我们是微小的,但不是渺小的”。也许我们认为自我很平凡,认为自我很普通,认为自我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人影罢了;也许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创造“爱因斯坦”公式,不能创造“牛顿”定理,不能拥有“乔布斯了”财富,不能创造“爱迪生”发明,可是,每个人的未来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在奋斗的过程中就否定了自我,那可能成功吗?
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中的一个个体,虽然力量很小,可是聚少成多,就如“滴水穿石”“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我很重要,尽自我的一份力,就能创造出无穷的能量。
重要不是伟大的同义词,我们应当想:如果没有了自我,在浩瀚的宇宙中,将会少一颗无比闪耀的行星;在金色的沙滩上,将会少一枚精致贝壳;在茫茫人海中,将会少一个为梦想努力的身影……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看轻自我,试着爬上梦想的顶峰大声说一句:“我——很——重——要!”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教育之道,尤重童蒙。许多人回忆起人生开学的第一堂课,都津津乐道,因为这是跨入知识之门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起点,意义重大。荀子在《劝学》中说:“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先知礼,而后闻道,这是古人的教育观。如今,以一项隆重的仪式来纪念幼学启蒙,何乐不为?不论这项仪式是沿袭传统,还是新造之物,它毕竟传达了一种重教、崇知的积极观念。
但社会上对“开笔礼”的批评,不在它积极的一面,而在它与传统的扞格。
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每一项看似都与传统有关,但捏在一起,塑成一个“开笔礼”,冠之以“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之名,就有点装腔作势、不伦不类。这种打着“传统”旗号附庸风雅的情形,在当今社会所在多有。一些人宴席上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美其名曰“酒文化”;成书于顺治初年的《弟子规》,在文化商人的推波助澜下,登堂入室,成了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儒学经典……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伪传统”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对我们传承文化究竟是福是祸?
作家史铁生说:“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该理解为流。”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条大河,流到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礼为传统之形,道为传统之核。过于重视传统中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会流于庸规陋俗,成了装腔作势、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附庸风雅”,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所谓的“雅的这样俗”,是魏禧《与友论文书》中所道的“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有市井气耳!”传统的表现是延续,延续根源是内在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某种表层的思想外衣,不是想扔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当众人被“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撩拨起续诗的兴致时,有人却嗤之以鼻:“参加接龙的很多人对诗的用韵一窍不通,折射出大众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外行。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寂寞的,诗歌都是小众的”,使不少网友“诗情酒兴渐阑珊”。
这一观点体现出当今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存在的一大弊病:总是端着架子,否认群众基础,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充分显示其狭隘性。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相对落寞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发扬,当有“大足以容众”之胸怀,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而不能在自我设限中孤芳自赏。
那些文采斐然、炳炳烺烺的诗歌流传至今,固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绚烂夺目的金字塔尖,就忽略历史中已被风化埋葬的金字塔底的大量作品。从某种角度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淘洗沉淀无痕的平庸之作,何尝不体现了诗歌所拥有的广泛群众基础?事实上,当吟诗作赋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人特定的炫耀手段,文化创作才能具有活力,涌现佳作。
从《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到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再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诗词的兴盛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在让普通百姓怡情养性中根植了其勃发的生命,正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些传世的佳作,恰恰是文人贤士从普通百姓中汲取养料,佐以自己的才华而挥就的。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斥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作为“戏曲之母”,昆曲经历时代的变迁而一度奄奄一息。戏曲工作者们意识到,昆曲从家喻户晓走向没落,不是因为昆曲名家的离世,而是因为昆曲在大众市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渐失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引入歌剧、交响乐等流行元素,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吸引更多受众,而不再曲高和寡。当昆曲再次走进人们视野时,也走进了新的时代舞台,台下仍是一群不懂得“良辰美景”“似水流年”的痴情戏迷,台上是大师在演绎传统的精髓。这时我们懂得,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一个文化有资本筛选受众群体,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谦逊,才能换来更长寿的生命和更精彩的未来。
以精英品位为借口故步自封,最终只会日薄西山,上演一群圣贤大师在文化的墓碑旁落寞吊唁的悲剧。唯有敞开胸襟,接受不同文化水平的智慧,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促成文化繁荣进步。时代需要包容,传统文化亦需包容。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文化止于独行,而盛于大众。
如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过各种洋节日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渐渐地不被重视。现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着的使命。
中国的传统和文明需要传承。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产物。现在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若是无法了解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发展,轻视这些传统和文明,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也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品性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容被西化。中秋节寄托了游子对家的思念;端午节展现了耕作的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清明节表达了亲人对逝去者的哀思;新年则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快乐生活的朴素愿望。这些节日背后所存在的意义,是任何一个洋节日无法替代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保护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从原来没有节假日变成了休假一天,电视媒体也日益加大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在这个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21世纪,我们太多地关注于西方万圣节的南瓜;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白胡子老人。从而忽略了新年的“福”字,端午的艾草,中秋的月饼,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丢失,没有了这些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将丢失自己的信仰,失去自己的特色。
身处于现今社会的我们依然要懂得不崇洋媚外的道理。外国的传统和特色往往不适合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就像君主立宪制不适用于中国;刀叉无法成为中国人吃饭的主要工具;直接的说话方式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婉转一样,洋节日也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节日。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历史文化在千百年里长期积淀和凝聚之后又经后人总结和实践而成的,从种种节日风俗里,后世的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先民生活的历史文化图景。当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不再受重视,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中国“文明古国”的盛誉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与弘扬,从自身做起,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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