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多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中,存在着一颗发光点,那便是《地道战》。《地道战》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影片,享有中国早期创作电影的经典之作的殊荣,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战争电影。
《地道战》以1942年的高家庄为依托,正面再现了六十三年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开展地道战时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展现了抗日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人民游击战争恢宏瑰丽的场景。也从侧面的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野蛮与狡猾。同样地,在《地道战》中,也淋漓尽致地集中表现了我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民族精神,显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更是高度表现了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影片将丰富多彩的战争史实,形象鲜明的英雄人物和军事教育的内容巧妙地融合为有机的一体,成为了战争片的典范制作。
《地道战》全片的剧情是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高家庄群众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民兵队长高传宝的领导下,随机应变,因地制宜,把土洞、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某夜,黑风口据点的日军偷袭高家庄,高老忠为敲钟报警献出了生命,地道遭到破坏,幸亏区长赵平原带领游击队和民兵及时赶到,群众始免于难。此后,高传宝和新支书林霞认真学习***的《论持久战》,总结了地道斗争的教训,带领高家庄人民把原来只能藏身的地道,改造成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次年初夏,日伪特务冒充武工队混进庄内刺探情报。高传宝看出破绽,便将计就计,利用战斗地道的翻口,将他们一网打尽。日军队长山田纠集几个据点的兵力进行报复。高家庄人民利用战斗地道,沉着应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通过实战,他们进一步把地道由村内扩展到野外,形成地下网络,变单纯防御性地道为能守能攻的地道。为了全歼黑风口据点的敌人,赵平原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但山田狡诈善变,他集中兵力偷袭高家庄,企图解救西平之围。高传宝领导高家庄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一举拔掉了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又回戈全歼了进犯高家庄的敌人。
《地道战》拍摄于1966年,特定的历史年代,使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在影片里,同样深刻、成功地反映出了地道中国人的本色。在外族入侵,日寇铁蹄蹂躏大江南北,把祖国人民逼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并不只是一味的忍受苦难,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在一起,群策群力,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地道战,沉重的打击了入侵者,令日寇闻地道丧胆,不仅保卫了家园,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向共同团结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下的各国人民展现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增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入侵的信心,更是凸现了中国人的本色。
作为中国经典的战争电影,《地道战》在艺术上的成功是其一大原因,尤其以细节的刻画为最,影片中日军偷袭高家庄,高老忠为敲钟报警献出了生命这一细节的刻画,就给予人极大的震动,高老忠面对鬼子的屠刀,视死如归,敲响了警钟示险,从容就义。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高老忠敲响的不只是警钟,也是高家庄群众向日本侵略者发动最猛烈复仇的号角声,更加是日本侵略者的丧钟。高老忠的死,更加激起了高家庄人民的反抗,在高家庄人民的群策群力之下,完善地道战,最后***死高老忠的侩子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中国最善良、最地道的庄稼汉,在入侵者面前发怒了,给予了入侵者最沉痛的打击。也许这时,我们才猛然想起昔日一位西方伟人的警告:不要惊醒东方这头睡狮!中国这头睡狮,在入侵者野蛮掠夺的刺激面前,猛然惊醒了,并给予了入侵者最严厉的惩罚,而且我们知道,这头睡狮在昏睡了百多年后醒来,并在1949年后,将会永远地清醒着,傲视全球。
时间推移,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地道战》给予我们的也不仅仅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经典的台词,如:“高,实在是高”,“你的,土八路的干活?”,“堵住笼子抓鸡,关起门来打狗。”“你们要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要放空枪!”等等;更不只是地道庄稼汉打败强盗的暴力欲和英雄情结的极大的满足和膨胀。也不只是获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胜利,坏人最终受到惩罚的因果循环关系,甚至还有肆意嘲笑好人就是忠厚老实相,坏人就得一副奸诈貌的相由心生的谬论,或者还有那淡淡的儿提时钻地道时的地道情结。
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六十年前的峥嵘岁月里,高家庄的地道,已经成为历史的永远,沉睡在历史的红色地道里,但其彰显着的地道的祖国抗日优秀儿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无上智慧,却依然的让我们肃然起敬。
依稀看到,《地道战》中,从地道里埋伏而出的不是望而生畏的千百万神兵神将,而是一股地道的黄色的风暴,席卷一切。
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火种!充满爱国情怀的英雄人物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怜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幸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且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崇尚爱国英雄的传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爱国主义精神浸透着整个神州大地,爱国主义情怀深入到无数华夏儿女的心,追溯历史的长河,多少位爱国先贤的事迹流传千古。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那是何等的气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英雄的往事时,便会周身热血沸腾,感慨万千!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常在国人的耳边回荡,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着国人奋勇向前!
然而,随着当今物质生活的富裕,很多人开始不思进取,把享受作为生活的全部,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学生,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整天沉浸于网吧之中,迷恋于网络游戏,陶醉于虚幻的世界,令很多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朋友,也许你现在还在抱怨命运不好、社会不平和国家不公。朋友请不要再怨天尤人,消极度日了,想一想,多少位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血染沙场,舍生取义。他们没有享受过一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子孙后代,无怨无悔!朋友当你还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虚幻世界时,想想那些为你今天创造美好生活的志士们吧!请不要再浪费大好时光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果你能够抽出点时间的话,请读一读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你也许会受到一些启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句句是警世,发人深省;句句是殷切期望,充满期待。
朋友,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营造幸福生活的爱国志士们,让他们的爱国情怀,激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净化我们心中的污垢。当代的国人更应该倍加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最后,我想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情,“为什么我的眼里时常含着泪水,那是因为我深沉的爱着这片土地”!衷心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昌盛!
上帝的神意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司其业。一个人是否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是看其是否尽力做好自己的职业,或在职业上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书上说最可爱的人是军人,那么比最可爱的人更可爱的人是谁?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什么,就我的观点来看我想雷锋同志应该是比最可爱的人还要可爱的人。也许大家可能会认为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雷锋同志是不严肃的,更甚至可能带有玩笑的意味。但这确实是我对雷锋同志由衷的赞美。
可爱这个词也许对于老一辈的人来看是对雷锋同志的亵渎。到对于我们这一辈来说可爱是比美更好的赞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可爱以我狭隘的理解应该是可以被爱,值得爱的意思。什么样叫做值得爱?一个人想要得到别人的爱或者说别人的爱戴,这个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受人尊重的,什么样的人是受人爱戴的人?毋庸置疑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比如说军人。所以他们是人们口中最可爱的人,但我想要赞美的是比最可爱的人更可爱的人,也就是雷锋同志。
许多人为社会奉献自己,慷慨自己的财富,慷慨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是可爱的人。圣经里说‘同情是分享食物,而怜悯是分享饥饿’。人们在做善事时总是先保留自己的一份在帮助别人,而雷锋同志则是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绝对无私的奉献。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慈善,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一种最可爱的精神。
小时候总是称雷锋为叔叔,现在总觉得应该称之为同志才合适。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对于辈分的计较,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懂得雷锋的伟大与可爱。在我小时看来雷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只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做好事不留名也是社会的常态。但越长大我越懂得雷锋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人做好事并不稀奇,而雷锋确做好事直至离世。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坚持一辈子去做一件事的,况且这件事还是无关于自身利益的。但雷锋却做到了,并坚持下去了。做好事不留名看起容易,其实做到的人并不多。钱之所以成为流通货币就是因为它有等价交换的价值,而人类从古至今都懂得等价交换这件事。人们在做某一件事时,总会期待有回报。而做了好事不留名,就相当于将这种回报彻底地流入大海,无声无息。价值,回报这是一种诱惑,能放弃价值,拒绝诱惑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并不多。
同志是指有着共同志向的人,我也许无法成为比最可爱的人更可爱的人,但我希望能拥有与他相同的志向。如今的我们缺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志向,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无法走上那样一条路,到也要带着雷锋同志的精神去走我们自己未来的路。
这个比最可爱的人还要可爱的人会成为人生道路前方的光亮,让所有人不会走错方向,不会迷失在社会的洪流中。
《地道战》这部影片至今仍让人百看不厌。影片智能双全的高传宝,一片忠诚的老钟叔,还有那个汉奸汤司令以及那个穷凶及恶的日本山田队长,都在我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如片中的那些动听的音乐也如天簌,紧紧萦绕耳际,挥之不去。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这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它铿锵有力,极富有感染力,使我听后顿时热血沸腾,冥冥中产生了一种冲动,一份渴望,一丝感动,爱国情结又一次在心中涌起。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妈妈和我利用暑假的一天,一起又一次的观看了爱国主义影片――《地道战》,让我们有一次重温了旧日历史的残酷,再现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这片富饶广袤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2年,日寇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高家庄英勇的男女民兵,从四面八方齐集村口,准备战斗。我根据地人民为了保护自己、消灭敌人,采用了不少巧妙的战法,地道战就是其中之一。冀中根据地人民民兵队长高老忠和民兵隬长高传宝的带领下,把家中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但有一次,小鬼子山田队长率日军在天黑之际偷袭高家庄,这事被老钟叔发现了,高老钟意识到鬼子进村将是老百姓的一场灾难。面对凶恶的日本鬼子,他一路小跑,毅然来到村中的老槐树下,解开绳索,拉响了那口报警的大钟,就在钟声回荡在高家庄的上空时,山田的枪声也响了,这位忠诚的老钟叔倒在了山田的枪口下……高家庄人民被激怒了,他们望着老钟叔的遗体,立下了铮铮誓言,他们要为老钟叔报仇!
1943年夏,高传宝利用地道的翻口击毙了混进高家庄的特务。日军分队长山田纠集了几个据点的兵力进行报复,但却被地道内神出鬼没的高家庄民兵们打得浇花流水。日军在遭到抗日队伍的英勇反抗后,对高家庄的抗日武装力量既怕又恨,想方设法要扑灭这股抗日的火焰。
不好!地道口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了,我的心随之也提了起来。他们不敢贸然进去,竞用几台抽水机轮番地往地里灌水,毒气也在鼓风机的煽动下,直扑地道!别担心,他们有他们的打法,咱们有咱们的招数,几经改造的地道,既能防水,也可防毒。你听,解说员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水是珍贵的,应当让他流回原处,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鬼子已经没有了花招,咱们要开始动手了!整个高家庄,村里村外,到外都成了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房上房下,火坑上,灶台下,到处都是复仇的枪口和子弹,冀中的平原上,到处是抗是武装,烧***抢掠、作恶多端的小日本,在抗日战斗的滚滚洪流下,变成一群无头苍蝇!敌军大败,原本耀武扬威的他们,现已闻风丧胆,以前狼烟四起的高家庄,现已欢呼雀跃:以前气势汹汹的鬼子,现已抱头鼠窜……我们胜利了!振奋人心的歌儿又响了起来,那催人奋起的旋律,那慷慨激昂的节奏让我感慨万千。顿时,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骄傲。
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
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
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
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
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
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
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
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
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
韦伯的这本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著作,引起了诸多的回应。实际上,评价韦伯的这本著作仅从其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而在于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
新教徒认为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生短促,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沉迷于享乐,甚至是超过健康要求时间的睡眠,这些行为都是应遭受道德谴责的。
人必须坚持不懈的践行艰苦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劳动是被推崇的禁欲途径,是抵御不洁生活的各种诱惑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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