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端午节只是为了吃一次粽子,中秋节似乎只是为了吃一块月饼,春节似乎只是一个长长的假期,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已荡然无存了,有谁会去关注曾经屈原留给我们的感动,有谁会在房前插一枝艾草,喝一碗雄黄酒;中秋时节有有谁去关注那轮孤独的圆月,似乎月亮的光辉都被明亮的烟火夺走;春节期间,有能有多少人记得许多美好的习俗,而现在本是祝福与希望象征的"压岁钱"却被有浓厚金钱味"红包"取代,许许多多人都说:过年没年味了。这些都是我们十分重要的传统文化节日,它们现在都没人冷落成这个样子,其他传统文化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唉!我听见传统文化在哭泣,这哭泣声中有失望,有无奈,还有的是对我们的期望。
当听到韩国人成功的将端午节申请他们的文化遗产时,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震惊了,在震惊的同时,我们感到更多的是疑惑,好好的端午节,我们的传统节日,怎么就成了他邦异族文化遗产?我们于是开始反思,我们何时认真的对待过传统文化,只有在别人将我们的文化遗产抢走,我们正在失去的时候,我们还猛然的省悟,自己做的真的是不够呢!
面对这愈来愈多的传统文化消失的现象,我们想到了保护,正如最近才颁发的新的节假日条例,将清明,端午货物中秋等传统节日列入其中,以后,在这些节日里就会有一天的假期,我只希望保护能起到效果,而不是传统节日变成了纯粹的假期。
在我看来,保护不是挽救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办法,而更在于发展。在于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只有发展了才更有生命力,只有发展了才能长久不衰。但是发展是合理的发展,如果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想着只能加速他的灭亡!传统文化不会因为个人的保护和发展而繁荣,他需要的是大家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众人的保护和发展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更多的生命力!
多么希望传统文化不会再哭泣,而是在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微笑前进!
真的希望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能再一次聆听屈原的心声,感受精神的力量,传承美好古老的又在发展的习俗!真的希望中秋时分,家人团聚,天下共赏一轮圆月,体味浓浓的亲情!真的希望过年的时候,锣鼓敲起来,人们动起来真正感受除旧迎新的喜悦……我还希望着。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作为华夏儿女,中国的文化想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晓一些。作为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现存的历史最久的国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国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饮食文化可大有讲究。首先是人们对食材的讲究。对于北方人来说,他们以面食为主,肉食为辅。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北方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猪、牛等牲畜的生长,所以他们做菜以牛羊肉居多。而南方的居民们则偏向于水产品、家禽等。南方人以米饭为主食,因为南方气候条件温和,适合水稻种植和鱼类养殖。除了南北地域的划分,沿海地区的人们世代居住在海边,以海产品为主,所以当地人们大多都吃海鲜。这些便是对于食材的考究。
更为重要的还是餐桌礼仪。餐桌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相当完善是在周代,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人对于这些礼仪是十分注重的。在古代,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幼、尊卑之分,餐桌礼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便是入座,请别人吃饭时应先请客人入座上席,这是对客人的尊重。再请家中的长辈入座客人旁边的座位,这是对长辈的尊重。最后才是自己。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入座时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并且入座之后不要随便动碗筷。吃饭时,先请客人动筷子然后请老人动筷子,夹菜的时候要少夹一些。这才能体现出作为主人的文化素养。还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行为举止,如不要随意打嗝,吃鱼或骨头的时候应将鱼刺和骨头轻放在自己碟子或一张纸巾上。作为主人,可适当调节一下气氛,多和客人谈笑。作为客人,在离席是要向主人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下次请他吃饭。这些餐桌礼仪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体现了自己的礼貌礼仪,还展现了自己的文化之风,使别人对你印象良好。
对于餐具的考究,我国的文化也是很久远的。简单说一下筷子,作为东方的大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人吃东西惯用刀叉,而国人更偏向于使用筷子。筷子的历史十分久远的,在古代,筷子叫做“箸”,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而刀叉的广泛使用却是在11世纪的意大利塔斯卡地区,刀叉的历史仅仅只有1000多年,而筷子比它久远得多。在古代,筷子作为方便夹菜的餐具开始广泛使用。到了后来,筷子还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物件。装饰豪华精美的筷子,常常象征了高贵的权利和丰厚的财力。到近后代,筷子已然成为了百姓们的餐具,一直流传到现在。
最后便是食物的做法,中国人对于食品的做法多达几十种。而不同的做法做出的菜品又不同,所以根据不同的做法就诞生了八大菜系。分别是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个菜系。做法可简单地分为煎、炒、烧、煮、蒸、烤等几种方式。鲁菜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其独特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绝,菜式中正大气,平和养生,滋补身体,令人叫好。川菜是我国菜式最多的菜系,一般以炒和烧为主四川人善用麻辣辛香的调味料,吃起来又麻又辣,使人充满激情。川菜始于秦汉年代,是特色的民间菜系,有着“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说法。而苏菜和闽菜都倾向于调汤调味,这两种菜的共同点都是口味平和,令人舒适。八大菜系的诞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推到了顶峰,各种民间美食层出不穷,实乃大国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祖先们留下来的东西,更应该将其永远地传承下去。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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