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个或以上结构和长度均类似、语气一致、意义相关或相同的句子排列起来。
作用:加强语势、语言气氛,使文章的节奏感加强,条理性更好,更利于表达强烈的感情(表达效果)。
增强语势,突出某事物某特征,表达作者某情感。
例句: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亲情是最宝贵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亲情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亲情是无价之宝。
记得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知了吐着舍头在树上叫着。人们都睡下了,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忽然“啪”的一声,电风扇不转了,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哦,原来是停电了。妈妈看出了我很困,就对我说我给你扇着,你睡吧。我点点头。我很快就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满头大汗了,你们说这不是亲情这是什么。记得有一回,我非常头痛,妈妈看见了,就带我去看医生,到了医院又得挂号,又得拿药,妈妈几乎都忙不过来了。到了中午妈妈一点饭都没吃,饿得前胸贴后背。但是,妈妈还得去给我取药,又把医生喊来给我打针,一夜之间妈妈头上又多了许多白发。
风,无声,吹绿了大地;爱,无言,滋润了心田。
曾经认为,父亲是个感情迟钝的人。
小时候放风筝,陪我的是我的母亲,捡风筝的是我的父亲。
学习骑自行车,扶起摔倒的我的是母亲,站在一旁喊着让我爬起来继续的是父亲。
小时候闯了祸,打我的是我的父亲,给我上药的是我的母亲。
举办生日聚会,陪我吹蜡烛的,是我的母亲。替我吹气球的,是我的父亲。
手指感染,上医院摘除坏指甲时微微颤抖地攥着我且反复告诉我别害怕的,是母亲,被我紧紧攥着且一声不吭的,是我的父亲。
……莫非是父亲不会表达感情,还是……
我开始用心去寻找答案。
每次,我的自行车出了小毛病,第二天,它却被修好了,并且被擦得锃亮,事后,才知道是父亲做的。
每次考试前一天早上,我的写字台上都会摆好削好的铅笔,事后,才知道,是父亲做的。
每次当我为突然的跳闸而气愤时,电视屏幕总会刷地一亮,我知道,是父亲做的。
每次我放学回家,几乎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我知道,是父亲做的。
写字台上整理好的卷子,是父亲摆的。
床头上那心爱的闹表,是父亲修好的。
小屋墙上的印记,是父亲抹没的。
……
猛地,我察觉到:不是父亲“迟钝”,而是我的愚笨,是我没有体会到那沉默背后迸发出来的温暖啊!
光无声,照亮了大地;爱无言,温暖了心田。
父爱,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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