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全国,本应是火红的新年却一点过年的氛围都没有,平时熙熙攘攘的凤凰西街上空空荡荡,仅有的行人也是戴着口罩匆匆而行。期待已久的开学典礼也姗姗来迟,同学们好似冬眠的熊一样躲在家中,就连国旗下的讲话也只能通过电脑、隔着屏幕在线上聆听。
可是,当我开始参加线上升旗仪式,再次听到了黄校长亲切的声音,看到了同学们的父母支援湖北医疗团队的感人事迹时,原来伤感和失落的心情变得激动起来。我庄严肃穆地举起手,对着屏幕里的五星红旗敬队礼!此时此刻,心中涌起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疫情虽然阻断了我们相聚阳光城的脚步,但却割舍不断我们的师生情谊,也绝对抵挡不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力量。
感谢医护人员冲锋在疫情一线,与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殊死搏斗;感谢亲爱的老师为我们精心备课,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感谢父母亲人的悉心陪伴,为我们默默守护着爱的港湾;感谢物业、社区、快递小哥们,让我们在家里享受着健康、便捷的生活……
疫情的寒冬终将散去,明媚的春光一定会普照大地。
以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除了内容详实,三观正确,给人以启发之外,更要有趣味性。如果少了趣味性,读起来就多少有些无聊。
能够在寓教于乐中给人以智慧,使人进步,那是所有人求之不得的事。于赓哲先生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了我上述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应该对于赓哲先生不陌生。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当了得,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准确概括某历史人物的生平功过,或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他根据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编辑而来。通俗易懂,简单有趣,分门别类讲述隋唐人的各种生活习惯。配合着唐诗、传奇故事,引经据典说历史文化。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今天,是庚子年开课的大日子,受新冠病毒的影响,越秀区少先队员只能在家参加线上云升旗仪式,让我们对祖国母亲的无比热爱,汇聚云端。
升旗仪式开始,虽然隔着屏幕,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时,我心中无比骄傲,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我庄严肃立,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注视着那鲜艳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
升旗结束,我聆听了广州市第八传染病院著名的呼吸内科蔡卫平医生的国旗下讲话。蔡医生介绍了疫情的发展情况,他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病毒可以打败我们一些人,但不能击垮我们一代人。知识和勇气是赢得与病魔抗战胜利的最大法宝,这两句话给我极大信心。
接着是小学、初中、高三共三位学生代表的演讲,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表达了越秀区青少年的心声,也迸发出中国少年的坚定决心和远大志向。我感到自己热血沸腾。紧接着,是越秀区少先队师生代表向我们献上了新年祝福,我的心暖洋洋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诚如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成生活。也正是如此,才让我们片面化得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进而催生出无数狗血的穿越题材影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就不会被于正那样的二货导演带沟里。于赓哲先生新书《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凡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被书中落地的文字风格所打动。没有那么多生僻的字眼,更不见那些束之高阁的圣人文章,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幕幕如同我们今天生活一样的日常琐事。
书中的人有皇帝,有将军,有后宫嫔妃,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第一章就带着我们跟随一个唐代百姓早起,遛弯,穿过长长的大街,绕过一座座坊,去东西两市购物。
他穿什么,戴什么,住什么房子,使用什么交通工具,花钱多少,有何目的,都事无巨细的交代。仿佛这位“导游”不是唐人,而是邻居胡大爷,赵伯伯。当然,也可以是隔壁老王。
除了我们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外,隋唐人的婚姻与家庭,礼仪与规范,宗教与娱乐等也分门别类详细阐述。在轻松的文字之下,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画卷当中,看着那一个个人物来了又走,嬉笑怒骂。他们不是背景板上的死魂灵,更不是金銮殿下磕头如捣蒜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先祖。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宗教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使“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后),对“刮磨豪习”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于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于“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做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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