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大历史》,也是跳出了传统地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从仁义道德出发,而是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寻找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整本书都在核心叙述一个观点: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作用下,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中国几千年,黄河的无数次改道都使得依靠黄河耕种的中华农耕民族吃了无数苦头,还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每隔几年就必有旱灾和涝灾的大量人间悲剧。这使得这个农耕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把力量统一集中起来去修水利设施对付黄河,需要粮食贮藏应对灾年。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公元前的秦国就统一了,取消了封建制,走向了郡县制。比西方国家早了几千年。这种政治上带来的过早成熟,和经济上力量无法得到有效的累积,这两者的矛盾,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要旋律。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历朝历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样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重复出现。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读后感.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
例如黄仁宇在讲唐朝李世民和武则天的英明神武时,说到了科举考试、推崇儒家对于体制的更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建立了盛世,读后感m维系发展这个超大帝国的重要作用。但是分析安禄山之后唐朝的衰亡时,他说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而解放后的“土改”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底层结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然这里我只是提一下。
这本书读完之后的收获是对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再次的熟悉与了解,并从美国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中国。豪强兼并,从众多的农村如何收税,是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农业帝国遇到的核心问题。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
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大哉乾元,昙花一现。竟辞中原,终为北元。有明一代,礼制为极。天子守国,君亡社稷。满清入主,康乾盛世。西人东来,帝制将终。准确来说,元朝是中原王朝的一个特例,它的君王既不禅让也不死于社稷,而是北返于大草原中。除蒙古汉化程度极其底之外,它也采用儒家式的政府管理。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改朝换代对于其无太大影响。
在元代帝位跟迭极其不稳,再加上带有民族矛盾的农民斗争之下。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随后统一天下。以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而言,明朝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它的时代特征是极其明显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是其总趋势。而农村的传统社会也在此发展到了极致,至于清代,乃至于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连亘四百年。以儒家意识形态,维持着庞大的农村社会,若以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掌控而言,则远不如宋代。明代制度竟能终两百多年而无大调整,实为罕见。
“大历史”称其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教的发挥极致。可时代的发展使得技术的缺陷无法由道德弥补。这时往往会有新的力量会注入。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清代承袭明制,加以满族色彩。但于传统农村社会也无甚创新,对外政策也与明代无异。其内敛也沿袭明代。此时的传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朝代的更替无法影响以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大规模的改革无法进行。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只有在外来力量冲击下,内部社会的变革才能逐渐发起。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特点。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中国历史将行了概括,极其精炼,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挺喜欢看他的文字,当然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倾向性,添加了个人的看法,但很准确,同时也觉得他看得比较透彻,拨开了挡在历史面前的愁云惨雾,所以挺耐看的。
读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另外,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清朝是先构成集权体制,并没有等待社会多元化,集权也没有国家的象征,所以远不如西方的法制化,西方更加民主,自然。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中央集权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力量。
通过着本书,我将中国的历史以一个新的角度又理解了一次,很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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