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分类体系是陈望道在《发凡》中多次强调的其创新之一。陈望道的分类体系,科学之处一是如他在文中所说,可以将几乎所有修辞现象都包纳在内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管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具体到《发凡》的重点即积极修辞中的“辞格”部分,即使新出现的新的修辞手法,也能很快在陈望道的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文辞语言不外乎材料、意境、词语与章句,所以他的分类方法包孕能力很强。
还有一个科学之处就是辞趣的提出,陈望道首先提出了“辞趣”的概念,辞趣指的是语言文字本身情趣的运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辞趣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模糊了辞格运用与否的界限,即存在一些不那么完善的.“辞格”,这种辞趣来源于人对表现力的追求,并不一定要使用界限分明的辞格才能让语言较强的表达能力,于是辞格运用与否之间,表达与记述两种法式之间呈现了一种顺滑而自然的连接,这对一门严格限定范围的学科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很明显陈望道是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对修辞活动进行研究,《发凡》受其时尚未建立为体系的传统修辞学框架影响较少,而又掌握材料较多,故而不是粗暴地根据构想出来的框架限定学科范围,他对修辞活动的产生机制了解较为深刻,才能在经验材料上直接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
小草是生命力的象征。充满浓绿的小草,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模范。小路边,沙滩上,屋顶檐底,随处可见小草的身影。炽热的太阳烤不死它,冰骨的严寒冻不坏它。一场春雨袭来,它又昂头挺胸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度春花红。原野上,小草都换上了翠绿的衣服,充满了生机。
我爱小草,爱她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是渺无人烟的荒地,还是那肥美的沃土,只要落下了小草的种子,她就会顽强地萌发出来,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尖尖的小脑袋。早春,积雪还没融化,走在路上,不经意间看到了白雪下那一丝丝的小草,竟然那么绿,那么顽强。除了这一兜小草,周围没有一点儿绿色,所以,青青的小草就成了春天的使者。
雪渐渐融化,又一批小草站起来,那么绿,那么鲜,啊,小草返青了,“天街小雨润如酥,遥看草色近却无”,迷蒙的景色可真美呀。之后才有了鸟语花香,柳暗花明。
小草的生命平淡无奇,不用任何人浇水、施肥,只要有一把泥土、一束阳光就能茁壮成长。
到了夏天,小草的生命力越发旺盛享受着草长莺飞的欢愉。但是,夏天的毒日头有些无情,恨不得把绿色烤焦;那热浪一样的风也有些残酷,恨不得把小草连根拔起,而小草不动声色地依然坚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狠心的夏天终于请来了一场狂风暴雨,风雨中,尖刀般的雨点拼命地刺到小草身上,把他们***得东倒西歪。大雨过后,有的.小草被打折了腰,有的身无力气地趴在了地上,不过,他们没有也不会放弃,在灿烂阳光的召唤下,一个个很快地站立起来,挂着雨珠的绿草更加旺盛、清新。
几个月后,秋天已临。树上的叶子和庄稼渐渐变黄,好多生命似乎到了尽头。可是,就是在败叶的脚下,还有一些青青的芳草,这也许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抹绿色了。也有一些小草变黄了,但他们并没死,依然在冷风中挺立着直直的腰杆,像永垂不朽的战士。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寒冬的到来,大树已经道光叶子,光秃秃的,雪花飘落,再看大树的脚下,仍然可见那一丝丝的绿。小草们笑了: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正像格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正像古诗吟诵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是一群顽强、可爱的孩子,他们永远挺胸抬头,舒展着翠绿的手臂。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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