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当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与商业的全球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解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濒临消失。
首先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一种良好方式。然而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一系列节日的广泛传播,传统节日却渐渐被淡化了。鲜少有人在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在重阳节登高插茱萸;在中秋节赏月,庆团圆;在腊月初八熬一锅热腾腾的腊八粥祈平安。在西方节日被人们热火朝天的庆祝之时,谁还会想起这些内涵丰富,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呢?恐怕,早已将它们抛之脑后了吧?
其次是传统的歌舞。凤阳花鼓,云南花灯,东北秧歌等早已被人们认为是俗不可耐,在公园中看到老年人扭秧歌时,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加以嘲讽,而西方传入的街舞,雷鬼等舞蹈却被年轻人大加追捧,成为他们的心头大爱。而在一些摇滚,Rap等流行歌曲广为传唱的同时,中国的一些民间音乐以及国粹京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抛弃了传统歌舞,转而奔向了流行音乐与舞蹈的怀抱。
不仅如此,曾经在民间大放异彩的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传统的绘画书法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思想道德正在被人遗弃。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不禁令人堪忧。传统文化濒临消失,而我们却不加以挽救,而还是为了各种外来的文化,节日,兴奋不已。在我看来,在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传统文化就会完全消失,不复存在。
为了不使我们中国人遗憾,后悔,我们每个人应该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努力使传统文化重新绽放光彩,恢复生机与活力,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其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当大树还是小树苗时,人们会用绳子将小树苗和直直的木棍捆在一起,让它笔直地生长。这小树苗如同正在成长的我,那绳子和木棍犹如引导我成长的家风。我生活在温馨、和睦的五口之家,长辈们严于律己的一言一行默默指引着我前行。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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