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长征路上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却一代代流传下来。在冰天雪地中,红军艰难的前进,每一位战士都穿着军需处长发给他们的棉衣,然而,在这时我们的好军需处长却倚靠光秃秃的树干,穿着单薄破旧的衣服被无情的雪山给吞***了,将军和战士们愣住了,同时也感动万分。军需处长将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把死的危险却留给了自己,正因为这样的举动,使得战士们更加坚定了战胜雪山的信念和决心。老班长又何尝不和军需处长一样呢?他们一样忠于革命,他们一样舍已为人。指导员安排老班长照顾三个病号,他们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到了宿营地,老班长就忙着给这三个病号找吃的,青稞面不多,没有几天就吃完了,老班长和三个病号一天天瘦下去,后来,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老班长夜里就出去钓鱼,三个病号第二天就能吃到香喷喷的鱼汤,但是老班长每天就吃剩下的鱼骨头和野菜,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可老班长却倒下了,老班长在死前都是那样的镇定与安祥,在那根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耀眼的光芒。
作为小学生,我们除了了解长征故事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他们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我觉得学习就像长征。从小学到大学长达十几年,在这条路上有许多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有许多的“险峰”等着我们去攀登,有许多“敌人”等着我们去打倒。我深知:没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不可能到达知识的彼岸的。
我还觉得人活着也是一次长征,从小到大几十年,每个人都要学习这样那样的本领,可要有真本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长大后生活是丰富多彩还是碌碌无为,全看你在生活的长征路上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只有像红军那样不畏艰难,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要永远记住***这首诗,我更要把红军的长征精神牢记在心,激励我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让我们来听听驻马店泌阳县宋书仁老人讲述他爷爷和红军的故事。
“民国二十三年冬天,那次过红军住俺这儿,开始人们有点儿提心吊胆,可是见他们个个都喊大爷长大娘短的,很家常,就放心了。他们做饭用户家(本家的锅,吃饭先给户家盛。第二天早晨老早就起床了,把睡时铺的稻草收拾干净,整理好,放回原处。又把屋内院外打扫一遍,还把户家的水缸打满,他们用过早饭临走时,还挨家挨户问问丢失啥东西没有。”
宋书仁说,“村上老百姓从没见过这样有规矩有礼貌的兵。部队走后,人们都说,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真好,在咱这住一搁和(一晚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又说,这红军去北方打日本鬼子的,听着真开心,真来劲。其中有位教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训,是真理。俺这儿乔蛤蟆的儿子就是这次参加红军,跟部队走了。”
在宋书仁的家中,记者见到了曾经红军住过的地方,茅草屋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带有大院子的砖瓦房。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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