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我们身边何时何地都有美的存在。美是什么?我们又对美学有何认识呢?我们有该怎样去理解美学呢?现在就来闲谈一下吧。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esthesis。最初的意义是“对感观的感受”。由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首次使用的。他的《美学(Aesthetica》一书的出版标志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
美学以美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体系化的学说,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其核心内容是美、趣味、感觉。
美学中美的一般表象有自然之美、身体之美、艺术之美。当落叶……这就是“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原因,也是自然之美的表现。身体之美,即各部分的比例以及肤色、动作、姿态符合人类的普遍尺度。它美的本质是健、力、美的统一,展现出人的活泼、勇敢、热情、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雕塑作品:《拉奥孔》等;绘画作品:《蒙娜丽莎》等;音乐作品:《田园》、《如歌的行板》等;小说:《红楼梦》、《西游记》、《家》、《春》、《秋》等;戏剧:《哈姆雷特》、《茶花女》、《屈原》、《日出》。这些是艺术美的所在。
美学价值并不是简单的被定义为“美”或者“丑”,而是去认识美的本质。柏拉图的本质论说明了美的本质是要经过思考,要用心灵才能体悟出的。一般人只是在现实中感受、谈论、把握着具体的美,而美学家却应该思考、体悟、把握具体美物后面永恒的美的本质。有了美的本质,人们知道自己以前认为的美,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美。在这一意义上:没有美学,人一眼皆知美是什么;有了美学,人皆知自己一眼所见之美不是美;懂了美学,就懂了美的后面有一个美的本质,那才是真正的美。
美学直觉说、内模仿和移情说是审美沟通的四种经典学说其中三种。这三种美学所侧重的研究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至于“什么样的事物才算美”也就是美的本质问题在他们看来还在其次。什么是美感经验呢?美感经验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例如在研究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引起我们的美感时,重要的不是研究花、鸟的生活和本身的特点,而是研究花、鸟引起人的心理活动(惊心、溅泪的特点。花、鸟所以成为审美对象,是由于美感经验中心理活动的结果。因此,这派认为美学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分析种种美感的经验。诗歌中形象的朔造: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更阑静,夜色衰,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
美学还存在有经典的审美形态。《米洛斯的维纳斯》融合了希腊古典雕刻中的美与崇高两种审美形态之一。她就像一座纪念碑,给人以崇高的感觉,庄重典雅;但同时又令人感到亲切,貌美婀娜。丰满的胸脯,浑圆的双肩,柔韧的腰肢,都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女性美。她既有女性的丰腴,妩媚和温柔,又有人类母亲的纯洁,庄严和慈爱,体现了充实的内在生命力和人的.精神智慧。躯体呈螺旋状上升的趋向,略微倾斜,各部分的起伏变化富有音乐的节奏感;下肢用衣裙遮住,舒卷自然的衣褶显示出人体的动态,给雕像增添了丰富的变化和含蓄的美感。
喜、喜感、喜剧,在美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人有一个理想的喜的形象,这个形象、符号、艺术创作,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就是寺庙里的弥勒佛,也有叫弥勒菩萨、大肚佛、或叫布袋和尚。大肚佛的形象所赋于喜的内涵极其丰富:气度、大量、容忍、善良、智慧、担得起放得下、知足常乐、笑口常开,不但自己心生欢喜,还可使众生皆大欢喜等等,既是男的形象,又似女的形象;不但使人知道什么是喜的典型形象,而且还可以通过这形象令人感悟到喜的因果关系等等。这形象是感情美、心灵美、崇高的美、文化的美、艺术的美等等美的集合体。用这种形象来对喜进行概括,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千百年来,使无数人对喜有了开悟!
丑也是另一种美学中审美形态。美国Planters Peanut Company的腰果广告,此广告片运用一个“丑”女性为主角,横浓眉、不和妆容的红唇、宽大的水桶腰。然而让人惊讶和震撼的是,广告片中每位男士均为其驻留和关注,女主角的回头率可谓百分之百。最后,广告片用一简单情节,就是此产品在女主角生活中整理妆容的运用,将产品本身的香味留在身上,起到一种奇异熏香的作用,极大程度的诱惑他人。于此广告创意雷同又稍微有差异的有Dove起初进入中国市场投资拍的电视剧《丑女无敌》,片中女主角实为一美丽女性装扮而成,但剧中穿插很多Dove的各类产品的展示和平面广告。最终,剧中的女主角以变美而终结,广告诉求为女性使用其产品而变美,心理上暗示人们购买其产品,只为变得更美丽。
美学中不仅仅可以说喜和丑是一种美的欣赏,泛悲剧也是美的体现。譬如:鲁迅的小说作品,《孔已己》中的孔已己,就是一个可气可笑可怜的小人物,他可有可无,受尽嘲弄,最后孤独地离去。悲凉之感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它可以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提高审美能力,以及看过鲁迅的《药》时,有人说,他觉得鲁四老爷有点冤枉,鲁四老爷既没有克扣祥林嫂的工钱,也没有打骂祥林嫂,祥林嫂的婆婆把她抓回去作为商品换回儿媳时,他甚至觉得“可恶”。我反而觉得柳妈这个帮凶才是罪魁祸首,是她所代表的封建迷信害死了祥林嫂。
我们闲谈美学差不多了,我想大家从中也了解到美学。美学是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创造美实践的产物,是对人类、个体的历时性、共时性审美、创造美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开展美育,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美化生活,完善人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美学除了它作为一门学科,应揭示和阐明审美现象,帮助人们了解美、美的欣赏和美的创造的一般特征和规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美学学科本身,并从而提高人的审美欣赏能力外,针对当今社会,它尤其还要提高人的精神,促使人生审美化,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美学是一门超世俗功利的学问,它反映了人的终极关怀和追求。但它又与哲学不同,它把这种终极关怀和追求溶入诗意之中,用生动感人的形象去打动人的情感,因而它更易被人所接受。当今技术文明和商业文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使人精神日益切近形而下而疏离形而上,这无论于社会还是于人本身都是令人担忧的。美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使人超脱世俗的平庸和鄙陋,从而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夏克立和安娜培养了夏天和诺一,这两个孩子简直是美好人格的范本。可以从西式教育中借鉴什么,汲取什么力量?这就是《爸爸去哪儿3》给我们的重大命题。
夏克立教育出最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夏天。夏天说,爸爸告诉她,公主的意思是,要有礼貌、懂得分享以及帮助别人。
而安娜教育出最完美的小王子诺一。如果说其他孩子参加的是《爸爸去哪儿》,诺一参加的则是《宝宝去哪儿》。当被分到烂房子时,刘烨忙着吐槽,诺一则吭哧吭哧生火去了。刘烨躺在床上,诺一叮嘱他,这是分给你的牛奶和给你玩的橡皮泥。
夏天和诺一简直就是美好人格的两种范本。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孩子非常稀缺?
“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中国爸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形爸爸——在小区游乐场、在公园、在学校家长会上,最常出现的,都是妈妈,爸爸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以至于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会提出一个质疑:“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爸爸去哪儿3》的第一集就阐释了这个命题。一上来,4个中国爸爸都坦承平常陪孩子的时间不够。密室考验,中国爸爸多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
胡军跟康康有过一次很走心的谈话,胡军告诉康康,他并没有偏心姐姐,他也很爱康康,然后承诺:“以后爸爸争取多陪陪你,好不好?”康康:“嗯。”然后他掏出爸爸的手握紧。
康康表达的,不过是很多中国孩子的共同心声,希望得到爸爸更多的陪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中国孩子认为爸爸陪伴他们的时间远远不够,平均每天不超过一小时。爸爸的时间成了孩子们的奢侈品。一个孩子说:爸爸,你现在陪我1天,将来我还你100天,好不好?另一个孩子说:爸爸除了忙就是在家接电话、看电视或者上网,偶尔逗我玩一下,他简直不像我的爸爸,倒像邻居家的叔叔嘛。
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爸爸为什么不陪孩子呢?因为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有啥错。
一方面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不会成为一个男人的污点,反而是一大功绩——人家为了工作都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了,多“伟大”、多“崇高”啊。大禹治水的故事不是还广为传诵吗,三过家门而不入,听上去是敬业啊,大家争相模仿,这背后,有多少被稀释的父爱,又有多少有爱饥渴的子女?
另一方面,陪孩子的男人不仅不被赞赏,反而与窝囊、娘炮、没出息等负面词汇相关。按照直男癌的说法,一个男人要多low才会成天待在家里陪孩子啊,这不是娘们***'事吗?我陪孩子了,我老婆干吗?这不是抢她的活儿吗?
所以,成功人士不陪孩子,因为忙。丝也不陪孩子,因为不屑。
潜意识里,他们似乎觉得跟孩子若即若离,还显得挺酷。因为在大部分中国男人看来,为孩子赚钱,比亲自陪孩子,更成功、更高级、更有面子。
男人真的忙到一分钟都没有吗?忙是不在意一个人、一件事的借口,像早教专家小巫说的,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把人24小时都赔进去,只有重视与不重视。如果你把孩子当成最重要的会议,再忙都能抽出时间。
当爸爸必须做出价值选择——最重要的是时间上的选择
反观欧美,爸爸要陪小孩,这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在欧美,抱孩子的、牵孩子的,往往是爸爸。看看明星街拍吧,中国男明星几乎没有拍到跟孩子在一起的,而贝克汉姆、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这类全球顶级帅哥,常常是以标准奶爸的姿态出境。就连奥巴马,都会动不动提到自己的女儿,显得自己是个多好的爸爸,可见在西方,家庭在价值排序中占有多重要的位置。
夏克立就说,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夏天。当他决定要小孩的同时,就非常明白,宁愿牺牲工作上的成就,也要给孩子充分的爱。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美社会跟我们现在一样。社会学家罗伯特·格雷沃在《美国父亲的责任》一书中提到,美国父亲也并不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那时候,父亲还是father——工作、赚钱、有事业、有责任,是一家之主。最近二三十年,父亲们则越发“贪恋”孩子与家庭生活,对照顾孩子与做家务津津乐道。
很多人说,林永健的教育方式简直就是童年阴影。而这就是中国式父亲的典型状态。
夏克立为什么是个好爸爸?从他五彩斑斓的指甲就能看出来。有几个中国爸爸愿意让孩子给自己涂指甲,并且得乱七八糟?
疏离才是威严,威严才是爱,这是中国式父爱的标准。所以中国爸爸在孩子面前,总是端着。
因为他们要扮演那个“正确”的爸爸。正确是什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是他提出命令,让孩子服从。更极端点的,像典狱长和囚犯。
康康非常大气懂事,可作为一个孩子,很多时候让人心疼。因为他哪怕在最亲的人面前,在胡军面前,他的状态也不松弛,特别隐忍。因为胡军也总是端着啊,林永健就更夸张了,所以当林大竣犯错,他训斥一番,头也不回就走掉。
我们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它使我们遐想万千;使我们做梦。
梦是无拘无束的想到什么就作什么,也许是有感而发吧。今天我看《西游记》后晚上我就梦见我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了。
我在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位“仙人”从天而降对我说:“你现在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做对人类有益的事,如果你办得好,我就将你身上的法力保留,不然你就将永远失去身上的法力。记住我的话好好去做,我走了。再见”说完就不见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就开使我的任务了,我走出家门,说了声“飞”就飘了起来。我来到了一个叫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只见黄沙漫天 遮天闭日,我就变了个葫芦把那儿的沙子吸走了,有来到月球上把沙子倒了,就这样来回几次才把那的沙子吸完,我又飞去森林里吸了一葫芦的树种撒在沙漠里,又去大海里吸了1000多吨水撒在那里。我想:“让种子自己生长太慢了。”就变了一个快速生长液洒在那里。居然一会就成了一片绿洲!我又去了......
“奇奇”一阵熟悉的叫声把我叫醒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幻想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又险入深思。
读完这本书,发现他的宗旨就是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除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点评论了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著作。
上古时期的文艺理论,柏拉图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共有36篇传承了下来,内容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等等,比较集中论及文艺理论问题的主要有:《伊安篇》,《理想国》,《斐得若篇》,《法律篇》。柏拉图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但模仿的客体,之时感觉世界,不是理式世界,而感觉世界却不是真实体。
最令人熟悉的应是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雨果,他的理论著作也广为人知,雨果创造了大量的,戏剧和小说,同时也撰写了很多理论批评文章,这些理论文字既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理论著作。雨果早起的思想受到教派的影响,因此他当时的文艺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期他产生了变化,开始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深刻了解了文艺理论,在探究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下,对现今社会的文艺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那个困倦的下午,于席书购得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一下午的劳顿也就有了点小的收获和小的欣喜。
开篇介绍的是古希腊美学的源头,一看名字都很熟悉。首先介绍的是一个大数学家毕达格拉斯,起初读到小标题的时候还有些疑惑,觉得美学与老毕应该无什么瓜葛。读完以后赶紧把自己刚才的想法埋藏在了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用数字解释一切的想法是好的,至少是美的开始。但是他们把数的作用夸大了,过犹不及。我们可以说我们吃到了鸡蛋非常爽口,也可以夸奖那只生蛋的鸡是多么的本事,但是我们总不能说那只鸡样样都行吧。其次,老毕的贡献还有一个,那就是认为事物是处于对立和谐的状态之中。我们国家在几千后,提出的和谐社会估计也就是这个道理。一切终究要是要和谐的,但是在和谐的前期没有斗争是不行的。所以,几千年后盖棺定论,毕学派的结果只有一个,客观唯心主义。
之后介绍的是赫拉克里特。(这外国字打起来就是麻烦,浪费空间,还伤键盘。)他找到了一些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地水风火,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狭隘,但如果我们生活在那时候估计想狭隘都狭隘不出来呢。想想老赫那时候,能看到的学术专著能有几本,连车都没有,还有谁会在意闭门造车呢?其次,老赫对于事物的对立,更多的侧重于对立的斗争,斗争就意味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显然,与毕学派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下面登场的是德谟克里特,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他的原子论和认识论为美学打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他强调了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感性认识是需要的,但是理性认识是达到正确认识的必要过程。对于美学是个很大的发展。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苏格拉底,他用他的嘴巴征服着世界,与其他几位不同,他毕生没有任何作品,所有的东西完全都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不同与其他几位,老苏把美学提高到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去研究。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对于社会都应该是有用的。如果无任何社会意义的话,那从何去谈论美呢?这对于美学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结的话:就像朱先生写的一样,几位大哲人的研究明确了美学的主要问题,那就是:文艺的社会基础和文艺的社会功用。
思考:就好象曹雪芹先生西去之后留下《红楼梦》给我们思考,让后来的学者研究一样,上面的问题无疑也是留给后来人的难题。思考毕竟是好的,只要不像某某作家那般牵强附会就好。
故每日提醒自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初初看这本书,荒唐可笑是第一印象,那个名为堂·吉诃德的自封的游侠骑士仿佛是世界上最疯最傻最荒谬的人。把村姑当公主,把旅店当城堡,把山羊当骑士,把风车当巨人,作者极力渲染他的荒唐,堂·吉诃德甚至成了标签式的词语。但每每为他的疯癫而发笑的同时,却又会为他偶尔清醒时字字珠玑的高谈阔论而感动,为他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建立一个乌托邦而悲哀。
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因小说需要设置的单薄,但又极为生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心中那唯一的理想:做一名游侠骑士,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是为自己的,都是为了他人,挨饿、受冻、挨打都没有关系,都不能打击到他心中的信念。屠格涅夫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由于他的头脑不清楚,他做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但他的心中是非分明,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他更像是一个剪影,一种象征,而不是一个人,人没有像他一样的,他象征着人的一种精神:对真理的信仰,对理想的执着。而堂·吉诃德忠实的仆人桑丘,则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关心生活,关心钱财,有着老实人的淳朴,也有着人类共有的缺点。难得的是他能不离不弃的跟随着疯癫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为了海岛总督的称号,这使小说在堂·吉诃德荒谬的悲壮之外有了人性的温暖。
《堂·吉诃德》讽刺骑士小说,但我认为作者反而推崇骑士精神,他借他人之口道出骑士小说的庸俗无聊,又借堂·吉诃德之口道出骑士精神的崇高。就如同批判遵守道德而衍生出的虚伪陈腐来保护推崇道德一样,塞万提斯批判骑士小说来保护推崇骑士精神,而这时便有一种保护美的神圣感。人们总是在美丽的事物上覆盖以低俗无聊的事物来混淆是非,在原本纯洁无害的事物上乱加阴谋论猜想来哗众取宠,人类每天猜疑这些破坏那些,损人不利己,却又乐此不疲。再说骑士精神,古代欧洲的精神财富,没有法律去规范,骑士们所依靠的只是内心的道德法则,怀着崇高的理想拯救世人,神圣得不真实,这也确实只是人们心中所向往的,现实中却少有甚至不存在。像乔治·马丁说的一样,骑士也不是只有黑白两面,也有灰色地带,但至少古代的人们还保有这样一个纯洁的愿望。
塞万提斯同莎士比亚属于一个时代,欧洲文艺复兴,“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崛起,与莎士比亚这个坚定的人文主义斗士不同,塞万提斯处于矛盾。,他一方面倡导以骑士精神为代表的抛弃自我,追逐理想,为国为民的崇高美德,却又以堂·吉诃德的'形象表达出这种精神的空想、荒谬、违背真实人性;另一方面他以桑丘和神父等其他人的形象表现了人文主义的人性至上带来的利己、庸俗,而桑丘的不离不弃和神父等人的帮助又体现了人性中不同于骑士精神崇高伟大的平常中的善良与温暖。书中的人物也带有这种矛盾,牧羊学士的葬礼一节中,玛赛娜独立思想正是人文主义的光辉,堂·吉诃德也赞同她,但其他人仍沉浸在形式化的爱情故事中,认为她这种非形式化的女主角冷酷无情。到了最后,堂·吉诃德悔悟,像常人一样病死,表明了作者最后的观点,人文主义战胜了骑士精神。但这种观点也许是无奈的,屈从于现实中人文主义浪潮的观点,作者的心中,也许更向往骑士的时代。
其实我们的心中何尝没有对骑士精神的向往,但当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堂·吉诃德可笑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利己主义的根就扎得更深了一点。是了,骑士已经是不复存在,骑士精神也被遗失在历史的尘硝中,我们的时代是进步的,理性的。但我仍希望,我们的心中可以留出一个角落给那个瘦弱的、老朽的、荒唐的最后一个骑士堂·吉诃德,来盛放他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像一个童话一样,供我们做荒谬但美丽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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