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浪漫常作为两种基本的打量世界的方法论,充当我们价值观的梁木,支起人生的苍穹。
理性的求真与思辨本就是人之本性,无论是对浩瀚星辰、物理准则的追问,还是对人作为个体应处之位置的拷问,都是理性在人的精神中闪耀的凭证。无理性,十八世纪的启蒙家们无法为欧洲解除封建王权的束缚;无理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无法建造如此伟大的科学王国。可信的是,由人猿进化到当代,理性始终是人扎根的土壤。
而浪漫的'审美与诗意则更关注人的情感,行事处世适心随意,最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熊培云“在时间的溪水边垂钓”,周国平“煮豆撒盐”的恬然淡泊,和东坡“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未尝不是中国士大夫对浪漫二字最生动的注脚。浪漫大抵可为川端康成所倾心的生命的海棠,于无声处沁香。
诸如以上,二者立场看似对立,实则不然。便是如濠水之畔的那场传世辩论,惠施的理性逻辑,与庄生的人情宇亩,又何必分个高下,争个胜负?
理性不是美杜莎的眼睛,流云与霓虹不会因其存在而石化僵化;浪漫亦不是伊甸园的蛇,破坏世间的规则与秩序。恰恰相反,无理性,浪漫成为“驰于虚声、骛于空想”的不切实际;无浪漫,理性成为一板一眼、功利至上的不合时宜。因而最理想的方法论是糅此二者合一——于理性土壤之上,海棠花开!
卢梭想必是极有发言权的,他在推崇政治理性的同时,也重视生于浪漫的宽容与和谐。若说庄子不重理性只重浪漫,似乎也有失偏颇,其对“逍遥”的拷问与沉思不也绽放着理性的沉静的光辉。爱因斯坦在物理理性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及,但其秉持着一颗浪漫且搏爱的心,以实际行为述说人性的尚尚与和平的辉芒。
世界并不是偏狭的,它容许和谐与包容,为理性与浪漫都预留各自的位置。这也并不是二者必择其一的抉择,而是如何将其统一贯彻的思考。
或许我们只需在纸上写下一个函数,再仰首望一轮明月。在理性的土壤上耕耘,静待海棠花开。
我认为,一步可以决定一生。但我指的一步,不是外在表现上做出某个决定因之迈出的一步,,而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识,这个认识,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人生是自己的。要过好一生,就要对自己有明确的认识。认识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行为上再多的表现实则也只有一步而已。
刘邦对自己显然是有明确认识的。他论打仗不如韩信,论治国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于是他就放权给他们,并不为了权力将自己摆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位置。表面上他的权力被分散了,但他看似“放权”,实则“收心”。这高明的一步,来源于对自己的明确认识——做一个知人善任的君王。如此一来,他让部下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使所有人的特长都能得到最大发挥,为自己所用,最终他得了天下,铸就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反观项羽,曾拥有韩信、张良、陈平这样的人才,但他没有重用他们;忠心耿耿一直跟随他的范增,也未得到真正的重用。表面上是项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作用,但究其核心,我认为是项羽对自己没有明确的认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他与刘邦争的是天下,是天下之主的位子,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一方诸侯,一个“西楚霸王”。缺乏了这个根本的关键的认识,所以他鲜衣怒马,他快意恩仇,他恣意人生。所以他含恨乌江,败在了步步为营的刘邦手下。他临死时愤恨、不甘、不解,至死也没明白他输给了刘邦哪一点。而乌江自刎,何尝又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举动!
刘邦明白他要的是天下,他要做“汉高祖”而不是“沛公”,所以他能屈能伸;而项羽不行,他的喜怒左右他的决定,他对自己的认识是“西楚霸王”,所以他只能是“西楚霸王”,成为不了“楚高祖”,决战的那一刻,也只能自刎乌江,用这样看似有血性实则草率的举动结束自己的一生。
我坚信,人生能走多远,能站到什么样的高度,取决于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认识。如果你能迈出那深刻认识自己的关键一步,那么人生就能朝你想要的方向发展。
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
“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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