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死了,留下了两条可怜的生命。善良的桑娜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抱回了家。决定替西蒙抚养两个小孩。原本家里经济条件就不好,大家只能勉强填报肚子。如今,又多了两个,现在他们简直是几个亲兄弟,他们的负担重了。
日子虽然艰苦,但桑娜一家却常常传出阵阵欢笑声。俗话说:海边的孩子不吹风不长大,可西蒙的孩子还小。风一吹,脸都吹得生疼,再加上没有鞋穿。两个小家伙好几次出去都被扎破了脚,上药时疼得哇哇大哭。难过的桑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家里穷,买不起鞋。桑娜的五个孩子倒是习惯了,可小家伙脚烂,怎么办呢?桑娜只好拼命干活,攒钱买了一捆布,裁好式样后便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外面海风呼啸,寒风从门缝与屋檐的.裂缝中吹了进来,冻得桑娜不禁打了个寒颤,手也变得僵硬起来。一不小心,针一下子斜斜地扎入了手指。为了两个孩子,她顾不得疼痛,吮了吮手指便继续缝了起来。十指连心啊!都要忍受着钻心般的疼痛,从早到晚,每天就在微弱的马灯下缝鞋。过了几天,桑娜将两个孩子的鞋缝好了,可自己却过劳累生病了。
两个小家伙见了,便偷偷商量给桑娜弄点吃得。这天,天气酷热,两个孩子偷偷跑了出家门,他们来到海边,自己做了根鱼竿,钓起了鱼,便兴冲冲地赶回家,煮了一碗鱼汤。小心翼翼地端到桑娜面前。桑娜见了,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您先吃,我们再吃。我们要给您补一补。这几天,您为了我们的脚保持温暖,而缝了两双鞋,却缝进了自己的手指里了。兄弟俩异口同声说。渔夫在一旁看着,欣慰地笑了:两个小家伙真懂事。
虽然桑娜一家很穷,但他们勤劳、善良。桑娜用自己的心动与孩子们谱成了一首母子之歌。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他平时喜好文学,对乡土问题比较关心,本科毕业后曾在某中学担任语文老师,随后继续考研深造。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没想到,就是这些在他眼里看似普通的乡村生活见闻,却触动了一大批读者,在春节返乡之际引发了人们对乡土的思考。许多网友都用“感同身受”四字评价,但也人指出返乡笔记有“美化”嫌疑,网友“Walter”评论道:“什么素质,绿皮火车脏乱差,打牌外放音乐严重影响他人,居然还好意思美化……”
对此,王磊光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读出了美化,我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担心,觉得我将家乡不光彩的一面说出来了。至于我提到慢车及其生活状况,从来都没有赞美———我讲述记忆中的交通时,已经说到了慢车上的那种糟糕的情况。我这里提到慢车,目的在于说明它在当下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慢车上的那种人与人的联系,是人间应该有的自然联系。”
夜晚的洛阳城里吹起了秋风,树叶飘落,叶子沙沙作响,街道上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人。张籍在窗口望着皎洁的月亮,想给远方的爹娘写封信。
张籍铺好纸,磨好墨,拿起毛笔,蘸好墨,提笔,却不知如何下笔。他想起爹娘在农田里干活的.模样,不知他们身体可好,想着想着就动笔写了起来:爹娘,你们身体好吗?是孩儿不孝,没法回去看你们,你们等着,孩儿一定尽早干出一番大事业,回去孝敬你们……写着写着,张籍停了下来,他回想起了他出发来洛阳城时,爹娘叮嘱他的场景。爹娘强忍着泪水,挤出笑容,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叮嘱完,才缓缓离去。他至今还感觉到当时他们似乎还有几滴泪水滑落脸庞。想着想着,他的笔又不知不觉地动了起来:爹娘你们还记得为孩儿送行的时候吗?你们一直说,到了洛阳城,爹娘不在我身边,要我好好照顾自己,天冷时要多穿几件,晚上要盖好被子,饭要多吃一点……你们说的,孩儿都记在心里,也都做到了。
写写停停,当张籍把信写好时,一缕光也透过窗户,射到了书桌上。
张籍急匆匆来到城门口,老远就看到送信人在一棵老树下等待。张籍快速地来到老树下,把信托付给送信人,百般叮嘱:请你一定把信完好无缺地送到我亲人手中。当送信人要出发时,张籍拦下他,拆开信,认真检查多遍,千言万语,生怕漏了一句。直到送信人催促了,才把信交到送信人手中,郑重地说:拜托了。
送信人驾一声,扬鞭而去。张籍望着送信人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一阵秋风吹过,吹落了叶子,也吹落了张籍的眼泪。落叶像是回到了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可是,诗人张籍何时才能回家,回到爹娘的身边呢?
除夕之际,王磊光不断接到朋友、以前学生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返乡笔记在这个春节火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感到不安,也不能理解:“我很少去看别人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
事实上,这是王磊光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他反问南都记者:“你有没有发现这篇文章就像一个提纲?很多内容和细节没有展开。”春节前,上大现代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小茗告诉他,媒体有意发表其返乡手记,王磊光答应发表。当时的题目仅是《近年情更怯》,最终见报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因此,他把返乡手记爆红的原因归于媒体的传播。
王磊光这篇笔记也获得了自己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博导王晓明表示,读了返乡手记最后一部分“知识的无力感”,也同样感到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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