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泛滥成灾的黄河,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能够调度全国资,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游牧民族每当天气干旱气候不好的时候就偷袭中原,抢夺粮食,所以要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设施。这一点可以通过全国的国防线与十五英寸的等雨线符合作为印证。
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觉得他写书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他觉得朝代的更迭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黄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为何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作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代的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这一段话的开始说宋代的改革者是指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失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的变迁,以至于影响1000年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我认为王安石的失败可能能影响一个朝代,但能影响1000多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如此之发展,主要是每个朝代的开国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武功很好,而且崇尚武功,他的元朝所占有的面积最大,但统治的时间较短。朱元璋乞丐出身,他的目的要能守住他的天下,并没想有大的发展。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他们能得天下,守住他们的天下,要向汉族学习,最好照搬照抄,也没有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交往,并没想有大的变革。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通史串讲,宏观看去全面系统,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等展现的淋漓尽致,五千载烟云换作寥寥数语,千古风流人物化为过眼云烟,其中既有中华血脉的传承,也有脉络发展的足迹。在畅游历史的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一些大事件,借力于天时地利人和,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于危难,问鼎于乱世,有的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有的功亏一篑、遗臭万年。在思想意识推演方面,本书将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涵盖佛说禅学、老庄之道、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阅读本书既是沉淀知识、开阔眼界和心胸的体验,也是穿越今古,凝练智慧和思想的盛宴,深感受益匪浅。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