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中山路55号到管家桥65号,我走了25年!”这是2000年江苏经济报加盟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时,我发出的一番感叹。
记得第一次跨入新华日报大门是1975年4月初。当时,我作为第五期工农通讯员学习班成员,从苏北石油勘探工地风尘仆仆地闯进中山路55号那油墨飘香的大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三个月的专业培训,是新闻启蒙,也是道德熏陶,22岁的毛头小伙,从此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年参加培训的24名通讯员天各一方,每个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其实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使我们的人生从这里拐了个弯。30多年来,我们组织过多次同学聚会,尽管一些同学已经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但对这个聚会绝不敷衍。“没有新华日报,我们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多少年来,我以新华日报通讯员为荣,笔耕不辍,一旦有重要新闻总忘不了给新华日报投稿。采用不采用都无所谓,权当给家人捎封信。1985年,我赴京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得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在北京没有派驻记者,出于对新华日报的一片深情,同时也为了自己练练笔,我向报社领导主动请缨,“自投罗网”当了两年“编外记者”。在这期间,我积极和江苏省驻京办事处“攀亲”,与江苏驻京代表保持热线联系,获取了不少新闻线索,利用课余时间采写了180多篇消息、通讯、人物专访,拍摄了大量新闻图片,其中80%为江苏发生在北京的新闻。创刊不久的扬子晚报,头版不时以“本报北京专电”、“新华社供本报专稿”名义发表我的报道,以至一些朋友误以为我已另攀高枝。
著名记者李普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被网住了,他就摆脱不掉,不是别人拉住了他,而是他自己一往情深,舍不得离开。”对此我有同感,既然“自投罗网”,为了那份承诺,我就得像职业记者那样磨练自己,拼命地跑、用心抓新闻。好在从第二学期学校下午很少安排课程,我便买了月票,揣上北京交通图、采访本、照相机,利用下午和晚上到处抓新闻。为了给新华日报采写《江苏轻纺产品在北京》,我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商场;为了抢一条“东海‘小萝卜头’塑像在京揭幕”的快讯,我在中国青少年宫转了三天;为了采访江苏藉在京文化名人,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冤枉腿;由于没有记者证,享受不到新闻稿三分钱一个字的优惠,在邮局我不得不花七分钱一个字发电报,抢发当日新闻,稿费还没发报费多,但我乐此不疲。同学问我,你哪来的这么大干劲?我坦言:有“家里人”在背后撑腰。当时,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先后有两位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什么、怎么写,我可以“现买现卖”。有时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们都将我作为“家里人”介绍给对方,从而更好地拓宽了我的报道面。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我转到了江苏经济报,紧接着江苏经济报加盟了新华日报报业集团,这回成了真正的“家里人”,我归属感油然而生。情系“新华”25载,我也成了“新华人”!
议论文一般是依照提出间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和解决问题(怎么办这个通常称为“三段式’的思想过程来写的,头尾两段为“综合’,提出论点,归纳总结,中间段为“分析’。
有的同学往往取材不严,把一些不相关联的观点和材料罗列于文内,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原因就在于思路不清。因此要学会运用综合和分析的方法,做到言之有序。列宁说:“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揭示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
议论文写作就要这样有顺序地“分解”李物的各个侧面(分析,从而对事物作出结论,揭示其规律(综合。方式有三种:①先分析后综合(分—总,在分析事例和说理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形成观点,②先综合再分析(总—分,在综合出论点之后再扣住中心分析事例和说清道理;③综合—分析—综合(总—分—总,列出论点之后在具体分析说理的墓础上作出归纳而深化中心。自然也可反复进行,如分析后综合,再分析再综合。
上述方式,不仅可以作为全篇的思路,也可以作为每一段落的思路。篇章和其段落都依循这个思想过程写作,条理就不会不清了。另外,还要注意由总到分或由分到总的衔接,即如何过渡,以及前后文的照应。
过渡的方法,可以运用关联词语,也可以用句子,还可以安排承上启下的段落。照应的方法有首尾照应,点题照应,以及前后内容上的照应。能够过渡照应得法,才会行文自然,条理分明,逻辑严密。
锁,是一个东西,但在我眼中,锁是一种含义。
我有个朋友,她很冷漠,是因为语言,伤透了她的心。她放学总是一个人走;下课总是在座位上发呆;中午,总是最后一个走出教室。
虽说是朋友,但她对我总是爱理不理。
放学了,我值日完后,正准备走回家,走到一半时,我看到了她,我上前示好,她没有回答。于是,我冒出了许多“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孤独?为什么不跟别人一起走?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
也许是因为我开口问了这么多问题,她终于对我说话了:“我不喜欢说话,别人问我,我懒得回答,别人也就不跟我说话,所以我这么孤独!”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了一会儿,原来,她的心被锁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把“yaoshi”。
第二天体育课,自由活动时,她一个人看着好些女同学玩编花篮,我跟那群姑娘们商量了一会儿。
姑娘们走到她那儿,对她说:“我们一起玩吧,一个人在那儿多孤独啊!”
她并没有拒绝,她终于笑了。
原来,心上锁,也能解开,那都是因为锁也有弱点。
加油!我一定要和她去解更多锁。
有一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蚂蚁,忙碌中离开了家;叶子,不舍中离开了树;家人,安慰中劝住了我。爱的泪水划过了我的脸庞,它温暖了我的心。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元宵节,我一大早就和邻居家的同班同学一起上了学,到了学校,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自己看起了书。突然,我的肚子痛了起来,我只好用双手紧按着肚子,慢慢的低下了头。我的同桌看见我肚子疼的厉害,就问我要不要告诉老师,请假去医院检查一下。我忍着疼痛,轻轻的说:“我没事,我忍忍,下课后你陪我去请假,好吗?”他点了点头答应了我。当时,我感觉到心头有一丝丝暖意,在缠着我。
“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终于下课铃声响了,他陪我一起去办公室请了假,我还打了电话给妈妈,让她来接我……雨越下越大了,我感觉好冷,冷的我直打哆嗦,只好将双手藏在口袋里,耐心的站在门口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看见远处开来一辆轿车,里面坐着的是妈妈,我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不由自主的跑了过去。我看着她眼睛里闪烁着泪光,眼睁睁的看着我,说:“孩子,你又肚子疼啦,哪里疼啊?”我指了指疼痛的部位,只见她点了点头,迅速的调了车头向医院的方向开去。
到了医院,妈妈下了车就跑去挂号,嘱咐我在原地等她,我又一次忍着疼痛在原地等待。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她带着我进去诊治,最后医生说打几瓶吊针就会好的……打吊针时,我就开始呕吐,吐得我越来越难受,脸色越来越苍白,妈妈看着我那么难受的样子,就拉着我的手,嘴里一直都念叨着:“孩子,会好的,会好的。”我听着心里又涌起了那熟悉的暖意。一会儿,奶奶也赶来了,看见我脸色那么苍白,就让妈妈去问医生,妈妈转身就去找医生,不巧的是中午了,医生下班了。
奶奶看着我脸色那么苍白,心里不好受,便坐了下来,握着我冰冷的手,祷告了起来。我回想起小时候奶奶十分的疼我,什么事情都依着我,我想着想着,眼泪不听话自己跑了出来,划过我的脸庞,温暖了我的心。我不想让她们看见我在流泪,我便低下了头。奶奶祷告完后,就和妈妈商量了起来,让哥哥开车带我去大医院检查。我便去护士那拔掉了针头,又一次坐上车,直奔向大医院的方向。
大概一小时左右,到了那个大医院,伯母挽着我的左手,妈妈挽着我的右手,我软绵绵的向急诊走去。挂号、诊治、验血、做B超……最后医生下结论说是盲肠,要马上进行手术……我换上了手术的衣服,戴着帽子,静静的坐在床角。爸爸和姑姑在忙碌中也赶了过来,大家都站在我的身旁,围着我。当时,我感受到了爱的温暖……医生推着我进入手术室时,姑姑亲切的对我说:“别怕,很快就出来了,我们都在外面等你。”我的心又再一次涌起了一股暖流……
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对我而言,亲情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用爱,温暖了我的心。
带着微笑出发,徜徉于花雨的黄昏;带着微笑出发,漫步于烂漫的晨晓;带着微笑出发,游走于诗露满盈的花前月下;带着微笑出发,潜心于充满智慧的古籍黄卷。 ——题记
朋友说,他是一个抑郁的孩子,他最喜欢一个人孤独的看天,平躺在茵茵的草地上,眼里满是淡蓝色的忧伤;朋友说,他有一种东西叫做傲骨,他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是那么随意,说话时盛气凌人,让人无法抗拒。
他是一个不算很优秀的学生,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大努力。他的孤独不单单在于看天的时候,他写作业时才展现出真正的无助:坐姿像是一种完美的“防御”,那一脸傲气的表情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坚决,他的中指因握笔已过度的凹陷。面对那一堆复杂的符号时,他的辛酸不为人知。他的傲气,仅仅是一种掩饰,为了掩饰心中的无助。
妈妈常说他不用功,说他学习不努力。她看不到他的悲伤。因此,他便更加的掩埋自己的无助,他变得自卑起来,他只看到了那抑郁、卑微的自己。
他家的隔壁搬来了一个新邻居,是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搬来的第一天,老师很热情地给每个邻居打招呼。以后的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能听见老师爽朗的“你好”。双休日也经常会从老师的家里传来吉他富有磁性的旋律。
他很羡慕老师的爽朗,总是那么朝气蓬勃。他伏在窗台上,静静的回忆:老师不管在什么时候,脸上总会挂着微笑;而自己却总是让阴郁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自己的笑容。老师仿佛从来没有伤心过,在老师脸上总是看不到任何的不愉快;而自己只仅仅记着那些不必要的令人不快的事情,所有的开心事在自己心中却仿佛转瞬即逝……于是他也学着老师尽量让自己快乐一些。遇到难题,少了气呼呼地把演算纸搓成团丢入垃圾桶的景象,多了虚心向同学请教的身影;遇到不顺心的事,少了满脸郁闷、闷闷不乐的表情,多了乐观积极、一笑而过的态度;遇到糟糕的情况,少了焦虑不安,乱发脾气的暴躁,多了勇敢面对、以笑相迎的镇静……他不再自己落寞地躺在草地上,看着白云轻轻飘过,彩虹消失无影踪,他不再淡淡的叹息着蓝色的忧伤;他不再盛气凌人的向别人下达“命令”,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他也没有资格如此霸道。傲气——不过是掩饰而已……他已不需要那种无谓的掩饰了,现在的他,没有了冷漠且忧郁的表情,呈现在他脸上的是微微上扬的嘴角和满脸的阳光和朝气。
他的成绩慢慢的有了改观,并且发现了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他变得不再自卑。他的人缘也渐渐好了起来,他也成为班里最受欢迎的一员。
期末成绩出来了,他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冲入了班级的前五名。他哭了,泪水溅起了一滩殷红,那是心中的血因感动而沸腾,他懂了许多:带着微笑出发,去面对人生的磨难,带着微笑出发,去品尝奋斗的甘甜;用微笑面对世界,世界必然鲜花盛开,用微笑面对困难,困难必然迎刃而解。带着微笑出发,去度过世事的沉浮,带着微笑出发,去走过生活的低谷;用微笑面对恶俗,它们也会销声匿迹。
乐观代替了消极,快乐代替了抑郁,微笑代替了苦闷。老师让他明白了许多他以前不明白的东西。
星星偷偷出现在了他望过无数次的天空上,一闪一闪地像他脸上的泪光那样耀眼,曾经如此爱看天的他,竟然没有发现,有星星的夜晚是如此美好。未来的路已经在脚下,他面带微笑,迈着大步出发,从忧伤的沼泽中挣扎启程,去寻找着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在卑微中孕育着伟大,不停地奋斗……
那是一种浴火重生的喜悦,是一种永远的幸福
现在沈阳的新华书店规模大、功能全、数量多,大小书店星罗棋布,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人们购书非常方便,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沈阳,新华书店屈指可数,人们想买本书往往要走十来里路。
记得当时沈阳最大的新华书店坐落在太原街,是市一级的书店,再有就是区一级书店。沈阳区新华书店在中街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荟华楼对面;皇姑区新华书店在北行南边,位于长江街与岐山路交汇处的东北角;大东区新华书店在小津桥路北,大东区政府西侧;铁西区新华书店在兴华街上,与和平影剧院毗邻;和平区不愧为沈阳的文化区,除了太原街新华书店外,区内还有马路湾新华书店、北市新华书店,在西塔东边还有一家朝鲜族书店。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些书店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渴望文化、渴望知识的足迹,我的上千册书藉都是在这些地方购买的。
我当时不论是买书还是杂志,都会在扉页上写下“购于XX新华书店或报刊门市部”字样,并记下年月日。上周在家整理书藉刊物,看着那扉页上的字迹,往事如烟,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用当时的话讲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当收音机里播放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年少的我和父母一样沉浸在自豪的喜悦中。当时我在沈河区团结路第二小学读四年级,那天放学后我去三角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作文本,偶然看见了那本《人造地球卫星》小册子,我让服务员拿给我,我翻了翻,非常想买,一看定价两角五分钱,我兜里就两角钱,即使不买作文本也不够,只好作罢。晚上和母亲要钱说想买本书,母亲听说是买课外书就没给我钱,我很失望,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趁母亲去井院投洗衣服的空隙,父亲问我买什么书,我如实说了,父亲未加思索就从兜里掏出三角钱给了我。次日,我去百货商店买书,书竟卖完了。我只好赶到离家最近的北市场新华书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书,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地球,知道了什么是卫星,对太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燃起了我强烈的求知***。
上中学后,我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在北市新华书店陆续买了《宇宙的秘密》等自然科学读物。当时再版发行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总共有十六七册。想拥有这套丛书成了我的梦想,但全买下来得六七块钱,父母肯定是舍不得的。那时学校遵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务农劳动。1974年暑假,学校让我们来到小北关街附近的红旗开关厂劳动,厂里每天给我们补助6角钱,这使我们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一个月的辛勤劳动,我挣了18块钱。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用这笔钱给父母买了两盒牡丹牌香烟,剩余的17块钱全部买了书。我首先想买的是买《十万个为什么》,我冒着酷热来到北市书店,但没有整套的,只好有哪册买哪册了。我又赶到太原街书店,拾遗补缺又配上了几册,但还是不全,为了配成套,我中午饭也没吃,饿着肚子一咬牙,花一角钱乘环路电车来到了中街书店,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上天,缺的那几册这里竟全有,真让我喜出望外,当即开票付款,服务员帮我把书捆扎起来,我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回家了。这套书的阅读,拓展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我没事就给同学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自问自答,让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有人还给我起个绰号“万事通”。这年在我加入共青团的审查会上,班主任王老师对我的评价是“爱读书,知识面宽。”
1978年春,我来到沈阳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同我一起入厂的青工学会了吸烟,还经常和老师傅们出去喝酒,但我有点不随乡入俗,显得有点另类,即不吸烟,也不喝酒,而是把钱省下来买书。班组里有位1974年入厂的青工叫潘英华,还有一位下乡返城的知青李月来,我们仨儿都爱读书、爱文学,成了工段里的文学青年。工余和午休时,我们就在一起交流读书。遇到雨休或下班后,我们就结伴来到附近的书店转转,往往都不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发了薪水后,咱仨儿每人都会买三四本书,我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这个时期买的。当时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是畅销书,常常供不应求。1979年夏天,我们来到亚洲电影院对面的朱剪炉工地施工,为了第一时间买到新出版的书,咱仨儿几乎天天去中街新华书店,一来二去竟和卖文学类书藉的胖大姐成了朋友,后来胖大姐不但向我们通报最近要有什么新书上架的信息,还把对我们想买的书留下来,有了这个“后门”,我们买书就方便多了。我的《复活》、《红与黑》、《高老头》、《巴黎圣母院》都是在胖大姐的关照下购得的。现在想起来对胖大姐还心怀感激之情。那些年工地在哪里,工地附近的新华书店就会留下我们的足迹。高尔基说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阶梯上留下了我们向上攀登的足迹,我们无怨无悔,有趣有乐!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图书市场的放开,书刊批发市场的成立,大大小小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沈城,买书难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以后新华书店去的确实少了,但我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时间抹不去记忆,凝结在知识里的书店情结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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