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有校规,家规家规”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一问到“你家的家风是什么?家教是什么?”这些问题,同学们就会傻眼了。
我家的家风是“孝”,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父母一直告诫我:百善孝为先!家风是一条应该牢记的座右铭。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让自己走的更远!铭记家风,为自己的.人生做奠定而坚定的基础,踏出坚定的步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每次去和好朋友玩儿,都会忘记爸爸或妈妈规定的时间回家,玩儿的尽兴的时候就会很晚回去。让大人们很着急,于是妈妈就对我很认真地说:“我们是怎么规定的时间,为什么每次都不遵守规定,这么晚才回来。现在我们就规定,同样的错误不可以犯三次,同意吗?”我点了点头,并向妈妈保证下一次一定遵守规定,按时回家。
好景不长,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暑假的时候,我的作业完成了,就去找朋友玩儿,妈妈告诉我最晚六点半回家,不要影响别人家吃饭的时间,我同意了。我们玩儿得非常开心,她的妈妈再三邀请我在她家吃饭,我欣然的接受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打电话要我回家,我只好乖乖的回去了,因为已经超过七点半了。
一回到家,就被妈妈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是没有准时回家,并且在别人家吃饭不光打扰了别人,也给别人带来负担。暗下决心,绝不再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家风、家训、家教”是什么。“家风”是一家子的风气,这家风一旦败坏,这家的思想品德也会跟着坏,这家就再也难以培养优秀的后代了。如果没有“家训”,那么就会把后代宠坏,只有让他(她知错就改,然后再慢慢教育(她。我想这就是“家风、家训、家教”吧!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时间因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不仅仅经济史家需要关注时间,历史上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历法的诞生与调整,说明了罗马帝国对时间的关注,正如在埃及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同样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此外在工业、商业等领域同样有对时间的重视和控制,关注时间可能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行政统治和国家的一致对外,对帝国的延续性产生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过于忽视空间的问题,帝国同样将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总之,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逃离对此刻的执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着,拜托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对空间的控制表现在领域的扩张,对时间的控制表现在这种政权的持久力,传播媒介或许会产生这种偏向,历史的进程表明,媒介的这种偏向总是相互抵消的,以此来达到平衡的状态。例如,作者所指出的:“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前一种依赖的抵消。”简单巡视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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