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脾气任性又有点儿得理不让人,为此爸爸经常给我“上课”。我知道这样不好,尽量克制自己,想改掉这坏脾气。一天课间,同桌小a在挪桌子的'时候,把我的钢笔碰到地上摔坏了。当时我很生气,那是妈妈送我的礼物,可转念一想,宽容从现在做起吧,别为了一支笔伤了和气。只要他道歉,我就原谅他了。可是没想到,都中午放学了,小a仍像没事人一样,一句话也没说,更别提道歉,一溜烟跑了。我的火直往外冒,暗暗想:下午一定要找他理论理论。
到了家,我余怒未消,跟爸爸讲了“钢笔事件”。“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把我宝贝女儿气成这样…”爸爸乐呵呵地说。“停停!后面的话我替您说‘做人要大度,吃亏是福’。对吧?”看着爸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赶紧打了个暂停的手势。“呦!还是女儿了解我,我就是这意思,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别计较了。”爸爸依旧温和地劝我。“您怎么老向着别人呀,不行,我得让他赔我钢笔!”我气呼呼地说完,一转身,回屋睡觉去了,把爸爸一人晾在了客厅。
午睡起来,我的火气已经消了大半,想想爸爸那句常挂嘴边的“吃亏是福”,似乎也有些道理。枕边有爸爸留的字条“闺女,别生气了,爸爸不是在帮他说话,是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也许他是一个羞涩的孩子,不好意思跟你道歉。多些宽容你就多些快乐。”爸爸的话像一股暖暖的风,把我心中仅存的一丝怒火吹散了。我决定原谅小a了。
到了班里,让我很意外的是,课桌上赫然放着一支新钢笔,还有一张字条,那熟悉的字体写着“对不起”。多亏没急着找人理论,要不就冤枉人家了。我心里想。偷偷瞟了一眼小a,他正装模作样地看着书,我潇洒地写下“没关系”,连同那支笔推给了他。小a笑了,我也笑了…
播种宽容,收获快乐!爸爸影响了我,改变了我
那是小学二年级时,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爸妈没做饭就出去忙农活儿了,叫我在家看家,说等晚点就回家做饭。我一个人玩了一会儿,觉得很没意思,恰好邻居小伙伴李锐也一个人在家,我们俩就在大门口玩游戏。玩了不知多长时间,两家大人还没回,我俩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正没办法,我忽然看到邻居家桃树上许多桃子从叶里露出来,红通通的,像是熟透了。我就提议说:“我们去摘几个桃子充充饥好不好?”李锐也拍手赞成。我们就拿一根竹棍到树下敲了好几个桃子,吃完各自回家了。
到爸妈回家我家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忽然听到邻居伯伯在门口大声喊:“哪个细伢把我家的桃子打了,大人要教育啊,别让细伢学着偷东西。”爸爸瞄着我说:“是不是你?”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爸爸严肃地说:“小孩子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那是偷,别人会看不起的。”
一整天我很不安,我偷了伯伯家的桃子了,我怕别人说我是小偷。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许多小朋友指着我喊:“小偷!小偷!我们不跟小偷玩!”我吓得大哭起来。爸妈都跑进来问:“怎么了?怎么了?女儿怎么了?”我哭哭啼啼的.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爸爸说:“你不跟伯伯说就打桃子是不对的,不过你主动承认错误很不错。我明天带你向伯伯认错好吗?”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带我到邻居伯伯家道歉,伯伯说:“小孩子不懂事,只要他知道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好。”伯伯还夸我是诚实的好孩子,摘了一大兜桃子给我,说是给我的奖励。
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偷,知道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前面也说了,作为桥梁的舆论,连结的是真实的意见表达者,而这种真实,则是每天面对面交谈实现的。
所以塔尔德暗示了新闻业蓬勃发展下的舆论,虽然是一种社会合意,但仍要回到微观的个体互动之间去观察,也就是要回到面对面交谈中去。
报纸只是一个传播的源头,而“交谈是一种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是一条看不见的涓涓细流。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虽然它未必很有规律。”
虽然交谈包含一切可有可无的讨论,但是塔尔德强调“如果没有交谈,报纸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没有报纸,交谈也不会对任何人的头脑产生影响。”。
这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报纸中蕴含着许多社会中反映出来的信念、态度等,如果看了报纸的人不在交谈中反映出其中的判断,那么报纸的传播就没有意义,因为发明没有被模仿,也就没有进步可言;反过来,当人们心中的判断,没有媒介得以扩散,也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言的,因为同样得不到模仿,无法在对立中调和,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如此看来,塔尔德把交谈、会话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他认为“会话是强大的模仿动因,也是传递情感、思想和行为方式最强大的动因......交谈着在近距离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许这就是塔尔德最愿意看到的模仿以及调和的过程吧。
塔尔德给交谈做了很多的分类,最值得去整理的分类是以下两种。
一,舌战和交互式谈话;二,义务性交谈和自愿性交谈。
第一种中,可以类比为吵架与和解。无疑,塔尔德看到了其中的思维碰撞,以及碰撞后的和谐。社会中的人们确实是在避免矛盾,但总会发现有着新的矛盾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种中,义务性往往体现着地位的不平等,和仪式性生存的存在。而自愿性交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而这种平等性是自古以来都难得一见的,相比之下仪式化、带着社交目的的义务性交谈更加常见。但是平等性的交谈是更加现代、文明的交谈形式。这里体现现代性的就是报纸了。
报纸具有强大的力量,“使人们在交谈内容上统一,使交谈更加活跃,使之在空间上异质,在时间上多样。”
塔尔德列举了很多学科领域所认为的.交谈的结果,并指出社会学中,交谈的结果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即交谈的运作和舆论的变化会改变社会结构。
人们的地位、威望、权力都会被其改变。在舆论的关注下诞生了一种特权,可以参比王室的特权。
人们都对“至高无上”有着一定的追崇,底层的人民也会使用书信给报社投稿。书信文学在报纸中蓬勃发展,这其中就有一种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原本在个体之间的交谈,通过报纸变成了个体面对群体的交谈,当这实现并且成为长久可靠的事实,那么无疑,这个个体的威望是不断上升的。
所以塔尔德也指出,“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于私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力量,正在给它们提供最丰富的营养。”
那么最后再重新回顾一下塔尔德的舆论观。
报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抽象的和独立的群体——公众,也就是舆论参与者们。舆论始于交谈,在通信的技术支持帮助下得以延申。舆论中是诸多个人意见的融合,逐渐扩大地域影响的同时形成了公共头脑。公共头脑其实就是一种反应判断和需求等社会信念的集体心理,个体要与集体保持一致。随着人数增加,舆论的强制力就越强,人们就越难抗拒。
所以舆论在塔尔德看来不仅是一种社会控制,更是社会偏离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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