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作文怎么下笔【一】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语文作文怎么下笔【二】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和名人的故事。在名人名言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读的书多了，自然就理解其中的含义了，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自己就能灵活运用了，在写作的时候就会像有神仙的帮助了，想象力也丰富了，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能发挥自己本能的潜力，对事物的理解会更深一步，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坚定的基础。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匡衡凿壁偷光》，故事中主要讲了：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穷得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可光亮找不到他家，他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了烛光，让光照在书上来读书，匡衡就这样刻苦的学习，后来就成了很有学问的人。
我要学习匡衡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将来做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语文作文怎么下笔【三】
但我觉得，我愿意带上一支笔，愿意一路走一路去记录。笔是人类的好朋友，你的.所见所闻都可以用笔将它记下来。就像有一个万花筒，你每天都去看它，都去摆弄它，可不管过了多少个春秋，你还会说：“我怎么没发现，那个角落的东西竟是那样精致！”
你总能用一支笔写下新奇的观点，哪怕这是同一件事。如果我去周游世界，一定能发现许许多多有趣又奇怪的事，这时，就需要一支笔来诉说自己的心声。如果我在海边，可以用笔记下微咸的海风；如果我在森林，可以用笔记下可爱的小动物；如果我在高山山顶，可以用笔记下攀顶峰封时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日后当我翻阅这些记录时，会觉得十分惊讶，我竟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一支笔就像一位亲人，可以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对它说说心里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用这笔写下的日记会是我自己的珍宝，因为这世上没有两个人会用哟中方法记录同一件事物。
语文作文怎么下笔【四】
在色彩斑斓的'童年里，没个人都干过傻事。我也不例外。
我有个姐姐，4岁时，我不经意间听到了姐姐在说；读书破万卷，下比如有神，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以为把书撕了就可以变天才了。那天我趁老姐不在家的时候，把家中藏经阁的门锁了起来。把老姐以前的语文书。数学书都搬到了我的面前，盘起了脚，深呼吸准备开战撕&撕&书虽然快撕完了。但手已经酸死了，可是为了天才继续奋斗吧！
姐姐回来后我骄傲地说：姐姐你回来了啊，我现在已经是天才了，想知道方法么？来。来。我教你！你傻了啊，最近怎么老是做百日梦，昨天是侠女，今天是天才。让我想想你明天还会变成什么好让我有个心里准备！你不信我是吧，你听我说，1+1=2。1+2=3你看我怎么聪明，难道不是天才么？不是，姐姐边翻白眼边回答。姐姐走进在我心中所谓的藏经阁，看到满地都是被撕掉的书，生气地问我：这些书是随撕的？我抬起头，仿佛看见一只喷火龙正对着我喷火是我撕的，那是。，我话还没说完，老姐就一把拎起正坐在地上在折纸飞机的我问：你干什么把我的书全撕了？你不是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么，吗？怎么简单的道理物品怎么会不懂呢！不就是把书撕了就可以变成天才了么，你对我那么凶是不是我变成天才姐姐你不高兴啊！我眼巴巴地望着姐姐，眼睛正在对姐姐放射可怜光波，姐姐哭笑不得的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意思不是把书撕了就可以变成天才，是只要多看书，多读书，写作文的时候才会好写，有好词好句可一用，知道了么，以后要干什么事，应该和大人说，才会知道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哦我傻傻地点了点头。
现在如果想起这件事，我还会笑出来。
语文作文怎么下笔【五】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众人皆知的名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小的时候，姥姥特别爱看古装戏，在其中，一般书生的形象都是手里捧着一本很破旧的发黄的书，来回地看。我就认为，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常读一本很破旧的书，才学会那么多知识，写出好文章的。于是，那时妈妈给我买的书我都会弄的破旧不堪，还弄上土把它们变黄……。妈妈不解，当听了我的解释后，妈妈大笑，并认真地告诉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是读破的书，而是多读书，勤读书，读的书多了，知识自然就多了！”
从那以后，爱读书的我更加勤于读书了，一目十行，读书如飞，买书的速度已无法满足我读书的速度了。
到了写作文的年龄时，我信心十足，心想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像我读过这么多书，一定会下笔如有神的。可当我拿起笔时，脑子却一片空白，简直是“六神无主”，妈妈也为我着急，于是随手拿起一本我刚看过的书让我复述书上的内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细节根本说不清，更别说好词好句了，我真是读书过万卷，下笔没了神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书多了，我更加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它的精华在“破”字上，读书破万卷，不是读破书万卷，也不是把书读成破的书，而是对书中的内容读懂读透，“破解”文章的精髓，并将它们消化吸收。大文豪鲁迅先生记忆力非常好，对读过的书大多能背过，即便这样，他对好的文章都会抄下来反复研读。只有心中有物，才会下笔有神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名言永远成为我的座右铭。
语文作文怎么下笔【六】
其实，它只说对了事物的一半。如改为“读书识万卷，实践方有神”就此较恰当和完整了。因为读书只能获取知识，只有通过生活实践才能把知识学活、用活，从而形成能力和素质。此间蕴含着一个新的教学理念－－谈书不“唯本”，实践铸“真魂”。就语文教学而言，就是要破“谁本”观念，重生活实践。
一、“唯本”——一潭死水不泛波“本”指课本，即教材，教科书。语文教学首有一种提法：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其用意就在于规范语文教学与测试。本无可非议，但把“本”强调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以免产生负面效应。事实上，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只靠课本是很难凑效的。诚然，学习语文要多谈书，古今学人均有这方面的论述。吕叔湘先生就曾强调学语文“要大量阅读”。所以语文教师不仅要把课文教好，让学生学好，而且必须辅导学生多谈课外书籍。然而，我们强调多谈书，并不意味排斥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在语文学习中的作用，只是要破除忽视实践的“唯本”观念。已故“大语文教育”的倡导者张孝纯先生就首提出：“语文与生活同在，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有语文，都有语文实践与语文学习。”社会生活是语文的源泉，也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土壤。如果语文教学与社会实践脱离，把学生关在狭小的教室里，强制他们一味地谈、练、写，那么将使他们的思想感情枯竭，必然形不成真正的语文能力和素质，充其量是个“书呆子”而已。有的教师讲课生怕学生听不懂，往往对课文细嚼慢咽满堂灌；老师讲来讲去还是字词句章、语修逻文；学生学来学去只见课文，不见社会，毫无生活体验。当然，语文也是学不好的。
二、生活——为有源头活水来破“唯本”观念，并不反对读书，而是要在谈书的同时，相机打开生活源头的口子，让学生感情和班性的思维“流”进来，给“本”注入活的'灵魂和生机，把课文引入生活，把课堂延伸到社会。在流不畅的地方给予疏通；在顺畅之时，投掷一石，激起波澜。学生坐在课堂，心在社会，使其思维深处感到不是在学语文，而是在学社会，因此兴趣盎然，体验才能深刻。
张孝纯先生提倡：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语文同教做人结合起来，把听说读写四方面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整体、能动、网络式的强有力的培养和训练。首先要做语文教学的有心人。生活中处处有语文，教师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只要留心，就不难找到语文“教材”和实践的机会。这种教学由于是学生亲身体验的，特别生动活泼，效果必然好。另外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形式，由小课堂向外扩展，充分利用理代电教手段，把大自然和社会生活搬到课堂里来，或走出去，到大自然中去、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到社会生活中去，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这样，就能在实践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交往能力、写作能力。从而做到课内所学，课外所用，课外体验，课内升化，真正成为语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