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漫天黄沙,席卷荒漠;金穹玉顶,真龙端坐,吴地主公,相劝将军。
伴随着白鹤振翅,冲鸣九天,我走进大殿,真是金碧辉煌,金龙绕梁啊!只见主公衣袖一扬,两行臣子皆退场。
“蒙将军,你现在当权掌管军务,不可以不学习啊!”
我故技重施,眉头一皱,两手平摊:“主公,不是我不学,实属臣军中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呀!”
不料主公拍案而起,扬手指着我:“我难道是想让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专掌经学的学官吗?不过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
主公稍顿了顿,接着说:“你说你的事务繁多,你比得上我吗?我经常读书,自认为受益匪浅。”
主公今天气盛又立场坚定,我顿时站着不是,坐着不是,说话不是,沉默也不是,已经推了几次了,看情况,今天是逃不过去了,便说了声“诺”,灰溜溜地离开了。
自此,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白天练兵,黄昏习字,夜间读书……
就这样,日复一日。
那天,我正带兵在野外训练,有人来报,说鲁肃途经寻阳,正在我家中,想与我商议军事。
我快马加鞭,回到家中,一番寒暄后,便谈论议事,说着说着,他的眉目扬起来,嘴巴几乎张成了圆形:“你今日的才干和谋略,早已不再是当初吴地的那个没有学识的小阿蒙了!”
我略带骄傲与责备地回应:“读书人分别多日,就要另外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学起来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的,鲁兄知晓事情为何如此晚呢?”
论议结束,鲁肃随即拜见我的母亲,并与我结为挚友,痛饮而归。
目送鲁兄离开,但见碧空彩云飘,暖阳来相照。浪花不甘庸,载船驶远方。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吕蒙是东汉末孙权手下的将领,孙权曾找到吕蒙,要求他学习,了解经典诗经。
当初,孙权对这个大将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政治,不可以不学习呀!但是吕蒙却用军中事务繁多而一再推脱,这样孙权有点生气了。
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让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那些传授经书的学官吗?只是你现在这个身份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了解,学习一下历史罢了。怎么还能推脱,你说你那军中事务有很多,我就想知道,有谁的事情比我的还多呢?我经常读书,我认为读书对我有着很大的好处,我这么忙都有时间读书,你不学,难不成你的事务我的还要多吗?”
于是,吕蒙从此开始学习。无论什么时候,在家中、在军中,怀里总是揣着一本正在看的书,只要有空,他就去学习、读书,从来不闲着。
不久,鲁肃经过寻阳,在营帐里与吕蒙一起商论着国家上面的大事,鲁肃很惊讶地说:“就以你现在这才干和那些谋略,可想而知,你费了多大功夫来学习,你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吴县的阿蒙了!”吕蒙却早已见怪不怪,说:“和有抱负的人分开一段时间后,就要用新的目光看那个人了,长兄知晓事情怎么这么晚。”
于是,鲁肃去吕蒙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了好友,然后分别了。
一天,吕蒙正在房间中玩乐,玩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咚咚咚”,声音未落,孙权便走了进来。
吕蒙望着他,说:“你怎么了?您今天怎么光临寒舍了?孙权看到他在这里吃喝玩乐,气愤不已,但还是压位怒火,语重心长地说:“吕蒙啊!你除了在打仗时展露你的本事,在平日里,你游手好闲的,真不应该啊!”吕蒙听了后,心想:“孙权肯定又要教育我了!”吕蒙说:“嗯,那又怎么样?平日且我还有许多繁忙的事务。”
孙权说:“我认为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平日你也应读多读书啊!一个人只有有了知识,满腹经论,整个人才会有内涵的!”吕蒙一听,便忍不住了,说:“我平时军务繁杂,还要操练军队,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我有闲时间,不如学兵术呢!”孙权听了,苦口姿心地劝道:“论事务多,你还能有我多吗?但我却仍然坚持每天读书我觉得读书很好啊!陶冶我们的情操,开阔我们的视野,难着不是很好吗?”吕蒙不得不同意,说:“好好!”之后,吕蒙手不释卷,每次有闲暖时间都会阅读经书。满腹经论。
数年后,吕蒙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好友鲁肃,吕蒙与鲁肃交谈中,鲁肃惊讶不已,目瞪口呆地问道:“曾经的你只懂武艺,如今你为何都可出口成章了?”吕蒙听了,自豪地说:“这几年我日夜读书,熟读多本经书,自然便是’能文能武‘啦!”
鲁肃听了,赞叹不已:“真是让我大跌眼镜!你再也不是曾经的“吴下阿蒙‘了!”鲁肃与吕蒙在酒馆进食,鲁肃连称要与吕蒙结为兄弟。酒余茶后,鲁肃与吕蒙来到吕蒙的母亲家中,叩拜了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了兄弟,高呼道:“实在钦佩!你我二人之后就是最好的兄弟了!”
对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才是人类最珍贵的宝库!
《城南旧事》这本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我又一次翻开它时,心中竟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如秋风吹过的湖面,不再平静。
沉浸在城南的旧事中,林海音仿佛就站在面前,轻轻诉说着童年的点点滴滴。书中主角林英子是个天真的小女孩,从童年的骆驼队到爸爸的花儿落了,她经历了许多的事,在不断地成长着,变化着。英子最令我钦佩的就是,英子一直以自己年幼稚嫩的眼光看生活,对那些复杂的人和事,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在她那清澈的双眸中,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无论是惠安馆内被称作疯子的姑娘秀贞,还是自己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大哥哥,还是寄宿在英子家的兰姨娘,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英子眼里,都是良善的。没有罪恶,没有戒备,也没有伤感,在她那纯真的眼中只有那无暇的蓝天、白云,只有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盼望,或许这就是童年吧。
读着英子的童年故事,我不禁想到了自己。我13岁,贰个月前刚小学毕业,童年也渐渐逝去了。那种孩童特有的天真、稚气,在我们这批同龄人脸上早已荡然无存。童年是什么?童年就是每天缠着爸爸妈妈撒娇?就是满脑子的“为什么”,随时倾吐、随时疑惑?就是晚上拉着奶奶的手,让她讲一个又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还没来得及明白这些,童年就真的如罗大佑的歌中所唱的,迷迷糊糊地过去了……时间似流水无痕,童年,清风吹荡,来无影,去无踪,说去就去。我的心慢慢地沉了下来,变得稳重而又低调。我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有一丝轻浮又有一丝无知。现在的我多么期盼自己也能像柯南一样,来一颗APTX4869重新回到童年时光。唉,我逝去的童年啊……
但是,当我又重新翻开《城南旧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了。我开始问自己:我的童年真的逝去了吗?它不再回来了?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具体是哪本书上写的,是谁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现在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童年,是人生中一段短暂但又是极其美好的时光,童年应该是不受身高、年龄的限制。唯一有局限的,就是心灵。虽说有局限,但并不是意味着和小孩子一样幼稚、懵懂,而是拥有一颗像孩童一般纯真的心,不带一点伪装与憎恶,总是微笑着去面对生活,跌倒了马上爬起,无论困难多大也不想退缩,时刻保持着那份爱,爱生活,爱身边的人,爱自然界的一切。在爱中增长、成熟……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吗?童年,是永不消逝的',只要你的心田为它腾出一方净土,它就会不离不弃,永驻你心……
也许,我们谁也不必担忧自己会走出童年……
当初,孙权将吕蒙叫到自己的宫中,吕蒙以为有什么任务交给自己,毕竟自己刚掌管大权,这次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向主公展示自己的能力,吕蒙这么想着,兴高采烈地冲进宫里,迫不及待你说:“主公,吕蒙来了,快下任务吧!”孙权愣了一下,心想:这么粗鲁,看来更能让他好好学习了。他说:“爱卿,今天没什么任务,只是你刚当上将军,不能不学习啊!”
吕蒙皱了皱眉,学习什么?能用来打仗吗?我是将军,不是文臣,这样想的他找了个借口:“我也想学习,但军中事物繁忙,没时间学啊!”孙权有些不悦,说:“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作为一个博士吗?只是应该粗略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军中事务繁忙,能有我这个主公事务更多吗?我就经常读书,自认为大有益处。”吕蒙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开始学习。
到了鲁肃经过寻阳的时候,找到了吕蒙,他认为吕蒙不过一介武夫,没有谋略,有些瞧不起吕蒙。但他与吕蒙一起讨论事务,发现吕蒙有了谋略,非常惊讶地说:“你现在的谋略与才干,已经不认识那个吴地的吕蒙了。”吕蒙笑了笑,自豪地说:“志士离别三天,就应该擦拭眼睛,以新的眼光看待了,兄长,怎么知晓此事如此住晚呢?”他们便成为了好朋友,鲁肃拜见了吕蒙的母亲,这才离开寻阳。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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