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武汉十里铺小学读书时班主任是贺老师,她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她有着孩子的心,经常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一次,课间休息,贺老师同我们玩起了"抢沙包"的游戏.刚开始只有几个人参加,贺老师充当中面挡,一会儿班上五十几个同学都参加了进来,李老师也站在我们中间高举双手喊道:"给我."有时沙包掉在地下,贺老师便和我们挤在一起,抢作一团,根本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她还有一次带着病来学校上课,我们大家要她回去休息休息,她说:"只要学生成绩好,我带病上课又算什么."
她却把她的青春和爱都献给了我们.此时此刻,我默默地想:何老师不像白求恩、诺贝尔那样有荣誉,但她永远是我最敬佩的人,最敬佩的老师.
你是一个伟大而又善良贤惠的女性,在我看来。
你活得很累,却不为自己,我觉得很不值。
你的右心房里塞着三分之四的琐碎事,多余的三分之一游荡在整个胸腔,我想你操劳过度了。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用不计数的形容词点缀,我想我会把你夸上天的,可是那样不真实。你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试着把极不平稳的日子平稳地过下去。
你很啰嗦。这是我们都具备的女性典型特征之一。一年四个季节,你总是重复地告诉我:多穿点衣服,别丢三落四的,一天八杯水,辛辣的东西不能吃,饭后别坐着,快去看会书……现在我多想你一遍一遍提醒我这些芝麻大点的小事。我从不看天气预报,我在刮大风的时候还没有穿上外套,我丢过手机,丢过钱包,丢过钥匙,我一天只喝一杯水,嘴唇干裂,总涂着像猪油一样厚的唇膏,我肚子痛的时候仍然吃着半碗辣椒……我其实一点也不讨厌你的啰嗦,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现在的我就是躺在干涸的河里,像条失了水的鱼。蠢毙了的孩子。
你很爱钱。斤斤计较于一棵葱的重量是否与它的实际价格成正比,你会警告自己,今天支出与收入成不对等关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并且还会偷偷念叨:“苹果都三块五一斤,真是吃不起了。”你克扣自己一分一厘,衣服从不买好的,得体就行。不在乎首饰,那是沉甸甸的累赘,你用你的一分一厘堆砌出我的一座城堡,外人看我,是小康家庭的.拥护者,是被生活甜蜜宠幸的姑娘。但是,天知道,我们家去年才装上空调,买了也不舍得开,你总觉得那清爽拂面的风,是钞票在拍打你的脸。
你很麻烦,而且很不怕麻烦。餐桌上五菜一汤。西红柿鸡蛋、豆角炒肉、粉蒸排骨、土豆烧鸡、清炒小白菜。西红柿、豆角、米粉、土豆和小白菜是你的,但是却用肉、鸡蛋、排骨把我的碗堆出个山来,还不住的说:“我厨艺有长进的,学校里就吃不到了,全部吃完,快点。”我知道电视剧里有些场景总会出现在生活中,却没猜到是这么肉麻温馨的场面。我背过身去,把眼泪和到米饭中一起吃下去,用浓浓的鼻音告诉你:“恩,真的蛮好吃。”
幸亏你记性不好。初三那年,你的更年期和我的叛逆期同期而至。楼梯间里,我在上你在下,彼此声嘶力竭的争执着。你说:“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说:“明天我就死给你看。”你说:“有本事别再叫我妈。”我说:“没了你我照样活。”妈妈谢谢你忘记我混账起来不是人的那段日子,二百五的劲头上来真是很可怕。我们继续相亲相爱下去吧,你忍让着我那么久了,接下来的时光里,换我让让你吧,你也娇气一把让我宠着你啊。
很多让我感觉你“应该放声大哭”的事情,你都没有哭出来,却都坚持住了。你像那个小小个的一直蹦来跳去的超级玛丽一样,吃个蘑菇就强壮了。可以搬电冰箱扛电视机爬五楼,一个弱女子不能***事情你都独自完成了。然后在享受你劳动成果的日子里,岁月这把刀把你的皮肤刻下了纹路,发丛间可以找出银灰色的发,不经意间,才发现离电视机那么近的你鼻梁上架了副老花镜。
亲爱的妈妈,在我由你肚子里流窜的小蝌蚪变成如今这模样时,我就知道我应该用所有时间对你好。趁着我厚着脸皮还能对你撒娇,“恩,你是我眼里最美的老姑娘。”
你也许会问,老汉跌倒了,为什么旁观的乘客都“面面相觑”,而无人上前救助?围观人们的同情心哪儿去了?这一现象的原委,要追溯到三年前的“彭宇案。”南京一男子彭宇下车时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而被告上法庭。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一直被教育着向雷锋学习;热心帮助他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论是在家庭教育中,还是在课本里,自古流传着的便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道德规范。然而,在现实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长久以来,是什么让我们相信社会的良知?是熏陶我们的道德教育。但彭宇案的出现,直接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基础,直接破坏了人们的道德信念。在中国,“看客心理”常常备受指责,然而,在经历了彭宇案这种事件之后,试问谁还会敢见义勇为?即便只是一起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对于人们心中的信任、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美德都是致命的打击。
然而,在愤慨和遗憾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件呢?我们的传统美德是否也过于理想了呢?
我认为,对于现实社会而言,人们“不敢善良”的现象的出现的确是令人遗憾,但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帮助他人不求回报,但正常人大多也不希望损害自身吧。而对于彭宇案中的老太太,我们不能草率地讨论人性善恶的问题,但“人人皆高尚”的`理想情况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既然必然存在这样的“老太太”,那见义勇为的风险该由谁承担呢?也难怪事后有人们评论说,以后“做好事”都得三思,说不定还得录音拍照找几个目击证人。
既然见义勇为的行为存在如此大的风险,为什么我们的课本上,老师的教育里却只有一味鼓励,而不见“注意事项”?要说美德教育错了,未免太过武断;但我想,就现实而言,要减少、避免一个有一个“彭宇案”的出现,我们有责任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方式。
当然,“老太太”只是极少数的个例,美德仍然有着其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并教育我们的后代去明白,见义勇为要学会保护自身;同时,我们应该懂得,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不仅仅在这一类事件。在我们所有的理想化的教育之外,或许现实教育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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