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斯博士曾这样评价过他“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还给全世界带来了福音”。他就是——袁隆平。
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开设了一片试验田。他忘记自己是知识分子,烈日炎炎的夏日,袁隆平在似火的骄阳下,哈着腰、一株株、一穗穗的辨认寻找他梦寐以求的`混生在稻田里的雄性不育系。七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到田地里就像一个闷热的火炉,汗水流了一层又一层,在背上结了一层盐霜,皮肤晒得黑得透亮。每天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工作所,助手叫他明天在家休息,他去。袁隆平说:“要不我们俩一起去,这样能快些找到雄性不育系。”他这样艰辛的到稻田工作,就年常年家在水田里不怕苦的农民都自叹不如。他的行动让人不解,很多农民兄弟都问他:“你个知识分子,月月有工资拿,每天讲讲课,做做实验多清闲啊。和农民一起吃这个苦;遭这个罪是为啥呢?”是啊,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袁隆平心中藏着一个造福全人类的梦想,让人类战胜饥饿的梦想。每当这时,袁隆平都会手拿烟袋笑一笑,随即又钻进那一望无际的稻田里。
袁隆平就是这样安贫乐道,不惧困苦,不怕失落,他会从杂交水稻事业的每一个微小的进展中得到鼓励,得到灵感,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暑假的一天上午,我与比我长三岁的细叔参观浏览了象征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景点——院士广场。
我俩共骑一辆自行车,从家里出发经过东山大桥、东山中学、沿东山大道直奔院士广场。广场四周绿树成阴、绿草如毡,鲜花盛开,落地音箱传来阵阵优美的轻音乐,十多处喷泉水柱拔地而起,像在歌唱又像在跳舞,热情欢迎前来浏览的人们,真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许多游客都比我们提早赶到,成群结队涌入广场参观游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黄色巨大石头上的“院士广场”,四个大字刚劲有力,显得特别醒目、别具风格;大理石铺成的台阶逐级通向广场中央,显得豪华气派;通道两边的专栏,分别刻印了梅州籍古德生、李国豪、王佛松等22位院士的主要简历和丰功伟绩;广场中央矗立着三根粗壮的.石楣杆直指云霄,非常引人注目,石楣杆均为花岗岩石质,工艺精美,构思巧妙,分别雕刻有莲花、蛟龙、鲤鱼等图案,其中:莲花象征客家人纯洁向上,蛟龙象征客家人自强不息,鲤鱼象征客家人才辈出的意义。宽阔的广场正中是一幅客家先贤石雕群象,有黄遵宪、丘逢甲等老一辈的光辉形象;广场的两边还有建筑风格特别的亭台楼阁,可供游客躲避风雨或休息。
院士广场为文化之乡、世界客都增添了一个新景观,在这优美的环景中浏览,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我们尽情地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心境,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传统教育,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更加深对可爱家乡的了解,激起勤奋学习的意志,树立起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
60岁开始最好科研时光
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他们观测到“类似‘上帝粒子’特性的一颗新粒子”。探测器上的钨酸铅闪烁晶体是严先生带领团队研制的,正是这种晶体,捕捉到了“上帝粒子”的踪迹。
早在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就找到了严先生。当时,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L3探测器,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然而丁肇中的要求非常“苛刻”,BGO晶体必须长达30厘米,此前从未有人实现。与此同时,美、法、日的科研机构也参与竞争。
当时,严先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一定积累。他立即组织团队攻关,最终拿下了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各国的BGO产品进行评比,上海硅酸盐所的产品得到唯一的一个满分。因此,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需要数以万计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来制造核心部件时,自然第一个想到严先生。2003年底,双方正式合作,这一回条件更加“苛刻”,在4年多时间里就要拿出全部晶体。严先生没有“讨价还价”,再次挂帅。已经85岁高龄的他,不仅可以脱口而出一连串PWO晶体的性能测试数据,还亲自到位于江苏昆山的原料生产车间查看晶体质量。没有拖延一天工期,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所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严先生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当他50岁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严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直到90岁。
展现“科学外交家”风范
严先生曾参与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当时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
1978年6月,严先生开始担任上海硅酸盐所所长。他前瞻性地部署了所里的五大研究方向,直到今天该所依然保持这个架构。
上世纪80年代,严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每到一个所,都要住上五六天,一个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在院党组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启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引擎。他主持或参与几项重点工作,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破除部门所有制,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接受流动研究人员,打破近亲繁殖。在他的倡导下,一个以上海硅酸盐所为依托,面向全国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于1988年成立。再如建立博士后制度试点,中科院的博士后出站后,半数以上留在了设站单位工作,补充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
严先生还展现了“科学外交家”的风范,推动中科院与国外众多知名科学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一大批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深造。
毕生坚持“科学救国”梦
“严先生领导了那么多项目,但在获奖名单里他的名字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放在了最后。”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施剑林说,先生一直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研究员陈航榕至今都保留着严先生10多年来写给她的工作信件和便笺纸,上面都是严先生提出的一些学术建议。她到上海硅酸盐所读博士研究生时,严先生已经80岁了,但他基本上每周都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实验进展。他对学生的论文审阅非常严谨,甚至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改正。他自费订阅了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电子版,经常细致地做好读书笔记,再拿给学生看。
“严先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科学家。”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杨建华说,两年前,严先生的夫人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他每天下午都去医院陪她说话,一直到晚上被医院“劝”回家。严先生和夫人感情非常好,两人经常手搀着手,一起散步一起听音乐。其实,自夫人两年前去世后,严先生就状态不怎么好,没什么胃口。
时间回溯到1935年,严先生中学毕业,他的家人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的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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