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系如同距离,不可太长也不可太短。通俗的说,读书犹如交友,在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待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和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不可有如此坚贞专一的爱情。
周国平亦表明观点: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我会含恨难舍我的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册体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人不愿意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深,丧失了自己对书的对人的影响力。
所以一个认真做功课的和背教科书的学生,一个埋头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都称不上是有书癖的人。有书癖的人所读之书不限于功课和专业,毋宁说更爱读课外书和专业之外的书籍,也就是所谓闲书,当然这并不会影响他的功课和专业。一个人的成才基本上得益于自己的读书,相比之下,课堂上的收获就显得微不足道。我国的教育体制也有着极端发展的趋势。中小学时期应是培养对读书兴趣的最佳时期,但现在他们却以升学率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将多少孩子对读书的兴趣扼***在摇篮里!
话锋回转,书癖也是有一定感觉的,若你三日没有读书,那你就会自惭形秽羞于见人,这才是所谓读书癖。显然我做不到这一点。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