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几句话就是一篇作文【一】
16世纪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打算派最亲密的顾问罗伯特·塞西尔去各地巡视。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女王决定从王宫众多卫士中挑选出一位最得力的人。
那天，上千名体形剽悍、武艺高强的卫士聚集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广场上，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渴望好运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伊丽莎白一世环视着大家，走到队伍前面，示意紧随其后的塞西尔自行去挑选。塞西尔走到队伍中，他拍了这个的胸脯强壮有力，拧了那个的胳膊结实有劲，感觉都很满意，半天拿不定主意。
“还是由我来考考他们吧。”伊丽莎白一世略显不耐烦地说道，然后轻咳了一声。
顷刻间，上百匹脱缰的骏马从远处奔腾而来。女王指着它们，大声说：“我的勇士，你们表现的机会到了，快去征服那些发疯的骏马吧!”
没一会儿，上百匹骏马就被一个个奋不顾身的卫士制服了，只是因为人多马少，每匹马的前后左右都被七八名卫士牢牢围着，没有哪个肯远离半步。
女王看到此景，不禁迟疑地说：“马是大家合力拦住的，我该判定谁才是真正的勇士呢?”
她转过身，发现有名卫士一直守护在塞西尔身旁，于是惊讶地问：“你怎么没去拦截马匹?难道你不想当勇士吗?”
那名卫士摇了摇头，严肃地答道：“我保护住了主人的安全，便是真正的勇士。”
女王笑了，对塞西尔说：“他就是你那位最合适的人选!”
真正的能者，并非时时处处都逞强争胜，而是能首先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随便几句话就是一篇作文【二】
有一天，聪明又调皮的孩子，想要故意为难那位老人。他捉了一只小鸟，我在手掌中，跑去问老人：“老爷爷，听说您是最有智慧的老人，不过我却不相信。如果你能猜出我手中的鸟事活还是死的，我就相信了。”
老人注释着小孩子狡黠的眼睛，心中有数，如果她回答小鸟是活的`，小孩会暗中加劲把小鸟掐死；如果他回答是死的，小孩就会张开双手让小鸟飞走。老人拍了拍孩子的肩膀笑着说：“这只小鸟的死活，就全看你了！”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就像那只小鸟一样，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升学也罢、就业也好，创业亦如此，只要奋发努力，均会成功。
随便几句话就是一篇作文【三】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随便几句话就是一篇作文【四】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