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市场长期无序竞争出现了其他法律所不能调整维护的法域,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进行调整、协调、干预所形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理论而渐构造出了经济法的雏形。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和形成的社会影响在经济法克服市场失灵的干预和调节中必然展现出其他法律所不能及的优势。经济法主张均衡干预, 即在保障私权的同时追求公共利益,维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和谐一致, 克服市场失灵,使市场达到均衡发展。
(一以公共效益为标准的经济法均衡干预
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依据,但国家干预的经济法手段首先要考虑的应是公共效益,公共效益必须具有合目的性和纯粹的公共利益性,并以此为前提,来限制和约束私权与个人利益,从而实现均衡干预。
(二连接内外,增进合作经济的协同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一个国家都置身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之下,离不开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在此背景下经济法能否真正体现出适当调整国内外的经济关系,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关系的功能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经济法应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涉及连接内外和加强经济合作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促进企业掌握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经济法要求相关企业重视经营效益,逐步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在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的同时, 一方面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对高消耗、高污染、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式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促进企业与时俱进地掌握先进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四统一国内市场,排除地方势力的干扰
经济法应促进“行政性集权”和“经济性分权”,由于行政分权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地方利益集团比起中央政府,显然更存在阻碍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因此中央政府的行政性集权有时候显得非常必要。然而,单单“行政性集权”只能解决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有真正实现“经济性分权”,把权力还给市场, 由市场来配置和调节经济活动,才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经济法,才能在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中实现动态平衡;只有选择适合经济发展的路径,坚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在法律约束下的真正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法本身,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现实使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社会本位”及“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最终价值目标。
学生的任务是什么?从小,老师与家长就灌输着:“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学习是为了自己,为了国家的富强。”
那么考试是为了什么?老师又说:“考试是为了检测你近一段时间的学习状况。”
家长呢?他们以考试成绩好为荣,丝毫不管孩子疲惫的双眼以及头上几根刺眼的白发;以考试成绩不好为耻,大声谩骂甚至侮辱孩子,丝毫不管孩子那自卑的神情。在不知不觉间,分数,成了学生们的一切。
在一座学校中,你可以轻松看出学生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以‘优等生’组成的派别,他们趾高气扬,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看着其他的人。毕竟,真正品学兼优的学生太少太少;以‘差生’组成的.派别,他们不受人重视,自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面对老师的漠视,‘优等生’的嘲笑,他们不敢言语,自甘堕落,上课睡觉,扰乱课堂纪律,于是他们更是被视为蛀虫,害虫,被排挤,被孤立。
为什么‘优等生’有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分数高,被家长老师所喜爱,在老师眼中,他们是获取业绩的最好机器;在家长眼中,他们是与他人攀比的最好筹码。他们自己呢?也已成为这样的机器或筹码而沾沾自喜,不得不说这真是一种悲哀。
幻想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大的本领,有他的存在,人类有了无限的可能;人们幻想月亮,于是,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人们幻想宇宙,于是,有了太空站的发射。如今,中国学生早已因忙于学习而失去了幻想的权利,被关在一个名为现实的囚笼里,走不了,逃不脱,令人惋惜。
分数重要吗?它并不重要,分数再高,它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他无法代表什么,然而,中国家长视它如珍宝,将它当作炫耀的资本,仿佛分数才是自己的孩子,而学生们,只是一个赚取分数的机器罢了。
不知何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借口,一个包裹着真实的华丽的外表。学习的目的是分数,获取分数的途径是考试,考试的前提是学习。这便是那华丽外表下的真实。
(一经济自由的内涵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 的论断为经济自由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在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拥有利己心的“理性经济人”;而“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最优,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然而,经济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当经济自由逐利的特点暴露出盲目性时,“看不见的手”主导下的经济自由会使少数人产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可能。此时,国家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调整,以保证发展生产和服务贸易外部环境的合理有序,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形式固定经济自由的限度和范围,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国家干预的必然
经济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市场主体受“利己心”的驱使,往往会陷入恶性竞争,导致市场不再安全,竞争不再自由,造成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此时,国家干预就成为了经济自由的内在需要和合理出口,其合理性在于国家能够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同布坎南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适当的政府活动更能使竞争充分而有效率,而这些活动的法律形式就是经济法。
对孩子、家长来说,最重要的盘点就是期末考试的分数了。分数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学习的状态和结果,它的根本功能应是反馈和调控。但更多时候,分数成了评价和选拔的工具,这就让人们对待分数的心态异化了。
今天下午,同事们陆续把期末各科成绩发送给了家长们。家长们了解到孩子的分数后,反应惊人的一致——班上最高分是多少?班上平均分是多少?每个人都在急切地寻找一把标尺,把孩子安放到位,分数就是那把标尺。因为它简单明了易操作。
一份试题,更重的功能是帮着发现孩子哪里没有掌握好,哪里有了进步,去发现孩子学习的态度,学习的习惯。而不是忙着用分数来排队,排完了队又能如何呢?班级排完了可以排学校,学校排完了可以排全区,全区排完了……这样比较下去永远充满挫败感。
况且,分数真的有这样神奇的功能,把孩子都准确定位吗?至少语文考试分数不能。
一般情况下,每个孩子随着年级的增高,语文知识会越来越丰富,语文能力会越来越强。但实际上,让四年级孩子去考三年级语文试卷,六年级孩子去考五年级语文试卷,想取得个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能依据分数说三年级孩子就比四年级孩子语文能力强吗?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允许孩子可以忘记的知识,就不必成为考查的内容。考查应该着眼于运用。
况且,即使分数是把尺子,当你换把尺子去量的时候,会量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教这个班级时间比较长了,自认为对孩子的秉性,孩子的学习状态都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每次考试都能预测个大概。前段时间,换了一种测试的方式,一改日常考试“看拼音写词语”“填空”“阅读”的常态,均是客观题。结果相当令人意外。一个经常不能及格的孩子及格了,多个一直在“及格”“良好”间徘徊的孩子达到了“优秀”。当然,也有好几个“优秀”已成为习惯的孩子却滑落到了“良好”。真的是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多一群优秀的孩子。关键看你怎么量。
对小学生来说,多考了一两分,少考了一两分,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一年级怎么讲都听不明白的问题,后来也没有再讲,到了二年级自然就会了。像这样无师自通的问题,在小学里很普遍。为什么不能给孩子耐心地等待呢?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干“催熟”的事情。突然就想起了英国小学毕业的孩子不会背乘法口诀表,而我们一年级的孩子已经学着说英文了。能说我们的孩子比他们棒吗?好,是比他们棒。然后呢?
对分数,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要淡定。不仅是结果,更是对过程的某个角度的反馈。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据说当年的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纳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丰厚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为此,查理曼大帝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纳。难怪莎士比亚会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纳征服罗马帝国”。生活,让战争走开,让帝国坍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一大把鲜艳的玫瑰,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报道此事,这个细节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士们极大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当年执勤的德军士兵著书回忆此事时,同样不忘感慨: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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