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血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最近读了《音乐教育的哲学 (推进愿景)一书,它是由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贝内特·雷默所著,20xx年8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熊蕾翻译的中译本。这是一本系统论述美国音乐教育的音乐教育哲学专著。作者贝内特·雷默是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学家,是美国音乐教育领域中审美教育的倡导者。
过去,我虽读过一些音乐理论但没有如此深刻的感触。第一,雷默的不断进取精神。坚持自己的音乐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不断的跟踪、消化,融会贯通,并运用到他对音乐教育的理论探索中。第二,雷默对不同观点的包容态度。面对音乐教育界内部外部的质疑,受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认思潮的冲击和挑战,雷默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对持与他不同观点的学者,雷默没有粗暴地批评或一味自我辩护,而是心平气和地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将其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加以分析地展示给读者,同时提出一种求同存异的融合主义立场,主张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将不同观点的合理部分融合起来。第三,雷默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真心去探究不同民族文化的灵魂,“从内心认知”国于他的理论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界的传播。第四,雷默的严谨治学的学风。书中加入了其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学、神经学。在自己深入研究后本着融合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引述、分析而运用不同观点时,不是将这些观观点简单化到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极端状态,而是辛辛苦苦地把这些思想异同仔细区分出来。
另有,我读完此书后再次深刻地体会到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欣赏是以具体音乐作品为对象,通过聆听来体验音乐,从而得到审美感受的一种活动。在音乐欣赏过程中,聆听无疑是最主要的方式,语言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科普兰认为:“如果你要更好地理解音乐,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什么也代替不了倾听音乐。”我国初中音乐课程大量安排了艺术欣赏内容,教学大纲也指出音乐欣赏应以聆听音乐为主。教师恰当的讲解,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去体验、理解音乐。
在书中雷默以美国国民音乐教育内容就中国的音乐教育也提出一些建议:理想的教师应是鼓励音乐以尽可能多的方式进行开放自由的探索的`人,以广泛、深刻、音乐性的理解为首要目标,将技能培养作为达到那个更大目标的一种必要的手段。理想的境界是提供一种音乐性的教育而不是音乐培训。
1、唱各种曲目,独唱并与他人合唱
2、用乐器演奏各种曲目,独奏并与他人合奏。
3、即兴创作表演旋律、变奏和伴奏。
4、在具体指导的范围内作曲并改编乐曲
5、读谱记谱。
6、听赏中、分析并描述音乐
7、对音乐和音乐表演进行评价
8、理解音乐和其分人文艺术与人文艺术以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
9、理解音乐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对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他向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提出两个与其它国家音乐工作者一样的问题:
1、这九方面的内容有没有和中国的音乐教育不相关的?
2、对这九方面是否应当有所补充,以便特别切合中国的音乐教育?而所得到的答案与其它所有国家音乐工作者一致的答案“没有”、“不用”。若如此,中国的音乐教育者面临的即是如何把这一套较为宽泛的学习纳入普通音乐教育的`基础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将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雷默还提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者还有另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在学习并保留传统音乐和包容外族文化的音乐之间,达到一种健康的平衡”。
雷默作为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深厚的音乐修养,也为我们研究音乐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本书突现了一个前提,即音乐教育的基本性质和价值是由音乐的本质和价值决定的。雷默认为采纳多视角和多种观点的合理成分是建构一种音乐教育的普遍哲学必须给予充分思考的。这种兼容、平衡的认识以及态度,对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十分有益,并且很适用。相信音乐教育会在一种多维度的逻辑体系和价值观的构建中发展得越来越好。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融实践性与研究性为一体的,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理论专著,值得一读。尤其本书强调对音乐教育中音乐自身的关注,这对我国音乐艺术教育课程改革的意义是很大的。当前我国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中也存在着仅仅重视音乐本身之外的体验,而忽略对音乐本身的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有学者提出音乐教育应该“走进音乐”,倡导关注音乐自身,启动音乐思维,这与雷默教授在此书中所强调的观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当然,音乐教育改革不可能依靠一本书的出版、或是一个观点的提出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所有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齐心协力。一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能给我们某些启示。正如雷默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我深深地希望本书对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将会有意义、有帮助。我相信,本书大部分内容不仅适用于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音乐教育,也适用于中国的音乐教育。如果本书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许有大部分,帮助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澄清了他们和我们都同样献身于其中的那门艺术——音乐——的信仰和价值观——即他们的哲学,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音乐教育的哲学》使我非常明确地找到了在音乐教学中一直以来困惑着我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我如同迷路的航行者突然找到了引路的灯塔。
(一)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结合的合理性
既然已经论证了目标的确立是人在一定客观环境下的主观行为意识,强调了人对会计环境的意识反映,侧重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较容易忽视客观环境的作用,导致主观决定客观的错误。会计环境起点论片面的强调客观环境的主导作用,而容易夸大客观决定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因为作为会计系统中的会计目标,是整个大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和外部客观环境的结合能起到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若是把两者结合,不仅可以避开自身的不足,也可以规范逻辑起点,这个一直争论的问题。把两个观点结合较之于目前存在的各种观点来说是相对完整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相结合具备作为会计逻辑起点论的条件
1. 两者相结合是能够被我们了解、把握即具有可知性。会计目标是信息使用者做出的要求,它是会计环境对会计系统要求的反映,也是会计系统满足会计环境的要求的标准,如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不同,会计系统则通过客观环境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会计信息,会计目标起点论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说明会计目标是可以被了解与掌握的。会计环境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能够感觉与把握,进而才能够去适应。
2. 两者相结合能够连接会计系统与会计环境。会计目标本身就是对会计环境的一个反映,是受会计环境影响的,不同的会计环境对会计目标的具体要求不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形成了会计目标,而会计目标从属于会计系统这个大体系,因此,会计环境和会计系统就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
3.两者相结合能对其他抽象范畴进行推理论证。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目标可推导出特定的会计假设,因为会计目标规定了给谁提供信息,什么期间的信息,以什么计量形式提供信息,相应的就有了会计主体假设、会计期间假设、货币计量假设和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假设作为会计人员在变化不定的会计环境下为进行会计工作所作出的合理推断, 实质上是环境对会计发生作用的最好体现。会计概念的产生也是会计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着更新、更全面的内涵。
4. 两者相结合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会计实践在会计环境中进行,通过作用于会计对象来达到会计目标,由于会计目标作为一种会计理论又会受会计环境的影响,才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正是会计环境(客观性)和会计目标(主观性)互补性的充分体现。
5. 两者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会计环境是会计赖以产生、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会计环境影响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模式、会计实务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状况,而会计本质、对象、假设、目标都统一于社会活动中,通过会计目标对环境的反映,并随之变化而变化,来促进整个会计理论的变化发展。上述5点,能明确反映出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与会计环境起点论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不仅能满足其作为会计逻辑起点的各项基本条件,而且以哲学的角度研究可以说明两者结合能够避开自身存在的不足,是互补的、合理的,可以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这样的论点才是唯物辩证的,才是经得起不断考验、论证的。因此,把会计目标起点论和会计环境起点论结合起来研究是具有可行性的。
参考文献
[1] 朱小平。 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罗勇,李定清。会计理论体系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3] 谢德仁。 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及会计理论体系[J]. 会计研究,1995,(4)。
[4]杨月梅。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J].会计研究,1998,(7)。
[5]吴联生。会计研究起点理论评述[J].会计研究,1998,(10)。
回顾20世纪各国会计研究史不难发现, 关于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讨论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前,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会计界在研究会计理论过程中,经历了会计理论研究出发点由会计假设向会计目标的转。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到现在,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问题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从上述人们对会计理论起点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中看出, 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现阶段笔者认为,应该以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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