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山*在大树旁勤奋地磨獠牙。狐狸看到了,好奇地问它,既没有猎人来追赶,也没有任何危险,为什么要这般用心地磨牙。山*答道:你想想看,一旦危险来临,就没时间磨牙了。现在磨利,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不会慌张了。
原意: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是绝对需要的。
新意:未雨绸缪,善养天机,日后便有真道。
说明:书到用时方恨少,平常若不充实学问,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也有人抱怨没有机会,然而当升迁机会来临时,再叹自己平时没有积蓄足够的学识与能力,以致不能胜任,也只好后悔莫及。
在词语舞会上,许多参加“词语宴会”的`来宾们,正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寻找着自己的舞伴。
“粗”先生边跳边寻找着自己的舞伴,跳啊,找啊,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搭配的伙伴,是“心”小姐。“粗”先生高兴地召唤着“心”小姐:“‘心’小姐,我们俩一起来跳支舞吧!”“心”小姐惊喜地跑过去,与“粗”先生一起跳舞,组合成一对“粗心”舞伴。可是“粗”先生老是跳不好,显得非常笨拙,总是踩到“心”小姐的脚,旁边的人看见了暗暗地嘲笑着他们:“你们连个舞都跳不好,可真笨呀!”
“心”小姐听了,非常地生气,难过地离开了“粗”先生去找别的舞伴。不一会儿,“心”小姐找来了一位“细”先生,组合成一对“细心”舞伴。这回“细”先生的舞跳得好多了,“心”小姐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脚被踩着。她们在舞池中欢快地翩翩起舞,别人看见了,羡慕地对她们说:“你们跳得可真棒,真是一对好舞伴!”
“细”先生和“心”小姐都很开心,并结成了一对好朋友。后来“心”小姐又找到了其它的舞伴,有“爱”先生,组成“爱心”;有“恒”先生,组成“恒心”;有“专”先生,组成“专心”;有“耐”先生,组成“耐心”……
这次词语舞会真是让“心”小姐欢欣雀跃,也让“心”小姐成为了舞会中最受瞩目的大明星!
说明文语言有两种:一种是生动活泼,一种是平实简明。基于说明文科学性这一特点,说明文语言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准确性。它主要表现在对知识表达上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如表示时间、空间、范围、程度、特征、性质、程序和语气等都要准确无误。阅读说明文要特别注意文中怎样运用限制、概括等手段来修饰中心词语,从而进行说明的。要细心地捕捉这些词语,分析它们的特点和表达作用。对说明文中加点词语的作用的考查,主要是解答限制性词语的作用这类问题时要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答。
首先要明确加点的词语的含义;其次要理解加点的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和效果,还要答出删去之后会有怎样的后果。比如“改变了原意”,“不合真实情况”,“与事实不相符合”,“与上下文失去照应”,“违背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原则”,“说话过于绝对,要留有一定的余地”等;最后,总结时扣到突出说明文语言要准确这一点上来。
如《中国石拱桥》有一个句子:“桥宽约8米,路面平坦,几乎与河面平行。”问:加点的“约”和“几乎”可否去掉?为什么?答:“约”表示推测,说明8米并非实地量得,而是估计而已,是个约数。如去掉便成了确数,与事实不相符合。“几乎”表明并非真的与河面平行,只是差不多要平行,它强调桥面平的程度。如去掉,便成了真的'平行了,这就不真实了。
说明文语言的生动性表现在许多的方面。
(一)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或描写事物状貌,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诗意,可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如《中国石拱桥》对卢沟桥的石狮子的描写语言生动,活泼有趣,引人入胜。或通俗或深情地议论,令人深思,启人智慧。如《苏州园林》:“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这对说明苏州园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使语言活泼清新。如《生物入侵者》一文把“生物入侵者”比喻为“偷渡者”“移民”,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你一定会听见的》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描写风声,按声音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顺序排列句子,一气呵成。
(三)句式富于变化,成语、四字句的使用都能使文章自然流畅,富有情趣。如《生物入侵者》运用了大量的成语或四字句,准确而简明。如“安家落户”、“在劫难逃”、“束手无策”、“物竞天择”、“为所欲为”、“无动于衷”等成语用得恰到好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凝望着荒凉的戈壁边际,他仿佛看到了故乡万家灯火正映照着自己的信念之光。他就是苏武,他出使匈奴而被单于扣留,单于让他饱受酷刑,亲自威逼利诱都改变不了他的坚持。被流放到贝尔加湖的苏武在一片荒凉无人的戈壁中从未想过放弃生还的希望或是重归故土的信念。饥食野草,渴饮雪水,手中旌旗始终指向天边的.一角,每每想到他的妻儿、他的故乡,他的希望之火重燃。旌旗晃,战歌亡,十九年的苦苦等待源于他对信念的坚持,此时两鬓苍苍的他也终于见到故土的一片光明。
漫长的中世纪,神学宗教禁锢了世人的思想。十八世纪的生物学者达尔文一心想证明《圣经》中“万物是上帝创造”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陆地内部甚至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不论前方有多少困难险阻,他都始终坚守信念,坚持着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寻找化石。无论人山人海的宗教狂热者怎样攻击进化论,人们是如何质疑他排斥他的思想,他仍抱有对未来的希望,相信着等待着黎明照亮人们的心灵。同时他还著书立说,依旧坚定着他的理想信念。当人们在达尔文默默的等待中渐渐被真理唤醒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见识到了理想信念之花绽放时的光彩。
放眼当下,综艺节目广受人民的喜爱,《经典咏流传》里那一曲感人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向我们诠释着纵然是那些山区的贫困学生,即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困境,他们也能够始终坚持梦想,坚持希望,去追寻生命之花绽放的那片光明。
放眼古今中外,我们能发现那位时刻拥抱希望,时刻坚持着的自己终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有一对表兄弟相处感情很好,表兄叫临济,表弟叫元安,两人年龄只相差1岁,是很要好的朋友。这表兄弟两人的性格很不一样,临济遇事冷静,不爱虚夸张扬,性格内向、稳重;元安却好说好动,喜欢表现自己,性格外向、轻率。
这一天,元安到临济家做客,临济设酒席款待他。表兄弟两个边喝边聊,兴致很高。不知不觉,酒至半酣,元安十分得意地对临济说:“表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一定会替小弟高兴的。”临济关切地问:“表弟有什么喜事,快说来愚兄听听。”元安说:“小弟前日已得县令赏赐,就要被提升了。”看着元安那副高兴的样子,临济并没有一丝笑意,也没有一句表示祝贺或恭维的话。元安原本以为会得到表兄的赞赏,可是临济的表现却使他很失望。
看看天色已晚,元安这才想起应该回家了。他起身告辞时,临济却一把拉住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弟,听我告诉你一件事吧。有一条赤尾鲤鱼,样子十分好看,它自己也甚是得意。这一天,鲤鱼摇着头,摆着红色的尾鳍,向着南方游去了。可是它这一去,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会游到那儿。如果游到宽阔的河里,那还算幸运;如果是游到了别人家腌鱼肉的缸里,那岂不是死路一条吗?”
临济一番话,元安立刻深感惭愧,自觉不如临济。
所以说,人们在顺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得意忘形,现出一副摇头摆尾的轻狂相。
有一个眼睛失明的少年擅长弹琴击鼓,邻里有一个书生过来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少年说:“15岁了。”“你什么时候失明的?”“3岁的时候。”“那么你失明已经有12年了,整日里昏天黑地,不知道日月山川和人间社会的形态,不知道容貌的美丑和风景的秀丽,岂不是太可悲了吗?”那失明的少年笑着说:“你只知道盲人是盲的,而不知道不盲的人也实际上大都是盲的。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四肢和身体却是自由自在的。听声音我便知道是谁,听言谈便知道或是或非。我还能估计道路的状况来调节步速的快慢,很少有跌倒的危险。我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擅长的工作中去,精益求精,而不浪费精力去应付那些无聊的.事情。这样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我不再为眼睛看不见东西而感到痛苦。可是当今某些人虽然有眼睛,但他们利令智昏,看见丑恶的东西十分热衷,对贤明与愚笨不会分辨,邪与正不能解释,治与乱也不知原因,诗书放在眼前却成天胡思乱想,始终不能领会其要旨。还有的人倒行逆施,胡作非为,跌倒之后还不清醒,最后掉进了罗网。这些人难道没有眼睛吗?那些睁着眼而昏天黑地乱窜的人难道不也是盲人么?他们实际上比我这个生理上的盲人更可悲可叹呀!”书生无言以对。
这个故事揭示了这样一种生活哲理:生理上的盲固然可叹,而心理上的“盲”更为可悲。眼睛失明是一大缺陷,但如果扬长避短,全神贯注于所擅长的事业中去,也能做出很大的成绩来,领悟到深刻的人生道理。而如果昏昏然过日子,甚至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即使双目明亮、四肢发达,也是一种不明事理不通人性的“睁眼瞎”和“人形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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