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是父亲的“种了一棵好白菜被猪给拱了”的情怀吧。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机陡萌”
(My dream, I fear, are infantici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生活给了我一个清醒的大脑,一双智慧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点点滴滴,用透明的文字,去宣泄内心真实的情感。生活的美幻,万物的情仇,时时牵挂与我,叩击着我的心扉。
生活如同一本书,散发着缕缕墨香,无数文人墨客为它所吸引,品位着它,找寻住它,吮吸着其中的灵气。这本书,我常常品味,常常感悟,可是,一团接一团的雾气笼罩着我,疑惑了,懵懂了,终究念念不忘。才懂得了李白“仰天长叹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气,吃透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凛然,品味了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情。不禁暗自叫好,大快人心。
书中的内容五彩斑斓,浩瀚无边,总令人可望不可即。人生的悲欢,事态的炎凉,生死的离别,时常使我有一种空虚之感,倍感无奈。精彩的细节,跌宕的情景,完美的结局,深入人心。从而,你烘出了水浒的忠义,凝为了三国的韬略,哭成了红楼的辛酸,造就了西游的神奇。在你的妙笔下,白娘子的恩终有报,许仙的情终有果。你太多的感叹,让我沉思——生活是幻美的。
生活仿佛一首诗,寄托了无限的感慨。你,记录了诗人的泪,绘出了诗人的情,歌唱了诗人毕生的心血。“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离乡的游子啊,生活究竟给了你们什么?是悲欢?是离愁?还是肝肠寸断的乡思?也许,你们不曾埋怨过生活,它赋予了你们艰难的使命和理想,因为你们有激情,永不放弃,所以再苦再累,你们心中依然有天地。它给予了你许多,也给了我许多。
生活又似乎是一个人,永远读不完,感悟不完。在它身上,可能有卑劣,可能有高尚。它好像一个婴儿,变幻莫测,喜怒无长。于是,人们却要受它摆布,吃尽苦头。
生活又犹如炼狱,也许,有人会功名成就,也许,有人会怨天尤人,但不正如泰戈尔所说:“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不是吗?
生活又譬如……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别管我行不行!”那个男人一时语塞,房间里静下来。
他,我的爸爸。记忆中,他的身影多是模糊的。唯有那次,我的脚被开水烫伤,他迅速找到毛巾,用两只并不怎么宽厚的手,笨拙的帮我包扎。
长大了,我开始讨厌他的不负责任又多管闲事,讨厌他的自以为是又吊儿郎当,讨厌他的前脚答应后脚忘记。渐渐地,他成了“不靠谱”的代言词,我们之间变得陌生,交流少之又少。
上了初中,学习开始紧张,而我又选择了住校,虽每逢周末,他会兴冲冲主动接我,可我总没有话说。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不曾想,初二的暑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初二暑假,报预科班成了最普通不过的事,大家都希望利用暑假好好拼一把。正在妈妈犹豫到底报不报预科班的时候,他突然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教吧!”眼睛仿佛闪着激动的光。妈妈答应的很爽快,我心里却窝着火,充满了不屑和疑惑:他竟要做我的老师?
就这样,我没有选择的被迫接受了这一事实。“这题应……”对面的他拿着笔认真的给我讲着题,窗外偶尔吹来一丝凉风,吹走了心中燥热,给人灌注了活力。“我没听懂,再讲一遍吧…”“这不对吧?”挑错、看他窘态仿佛是我最大乐趣。令我意外的是,他好像没了脾气,竟和我相安无事的和谐的度过了一个暑假。
我挑错挑的威风极了,可转眼到了开学,看看自己的练习册,错误百出,我很是后悔,想着手补一下基础,翻翻书,发现到处都是知识漏洞,无从下手。我曾想过再找他来帮忙,却拉不下面子,赌气似的瞪着课本,心中全是后悔。
“我来帮忙。”他又跑了过来,用手揉了揉鼻子,随手拿起一根笔,用他少有的耐心和细致,在纸上列出了知识体系,一一为我讲,如麻线团一般的思路渐渐理清了。
看着他用心用力为我讲题,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着、画着;看着他头上日渐稀落的头发与眼中的劳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其实父亲的呵护从未离开。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笨拙的手正在细细的包扎着烫伤的脚……
感动,如沁人心脾的甘泉,畅饮甘泉,我们的内心变得澄澈而又明亮;感动,如熏人欲醉的海风,我感受海风,我们的内心变得纯净而又宽敞;感动,如令人心动的白雪,领略白雪,我们的内心变得安静而又平和。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一起7.8级的大地震,当时是中午2点,大多数人都在家里休息,他们浑然不知,死神已经在他们的身边,地震来临了,美丽的汶川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交通、信号、电力瞬间中断。四周一片寂静,天地变得黯然无光了,救援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就在消防官兵靠近一个废墟时,生命探测仪发出了“滴”的声响,这代表周围一定有幸存者,消防官兵立马开挖,果然,挖了一会,地底下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消防官兵兴奋起来,加快速度挖,很快就挖到了婴儿的位置了,消防官兵发现,婴儿的上面还有他的母亲,这位母亲抱着婴儿跪在地上,把自己的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使婴儿有了食物存活了三天三夜。她自己已经成了一尊石像了。消防官兵发现这位母亲的身边还有一部手机,手机上面写着一个永远也发不出去的信息,手机上写着:“孩子,再见了,你要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这件事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记,那一幕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浮现在我的眼前,生活中并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能震撼人心,有时,一些小事就想一缕温暖的阳光,依然感动真每一个人。
生活,给予你的;你付出的,生活它也接受的太多。生活从来不会羞怯于你给的太多,也不会害怕自己得到太多而无法前进。相反它会发怒于你给的太少,给你的惩罚便是:让你变得一穷二白和痛苦不堪,这是最轻松的。
人们努力学习,为了生活;拼命工作,为了生活;仿佛这一切就为了俩字——生活。也是,人生一世,为了活下来,使用各种手段去拼,去闯去创造,可谁到最后,还不是变成一捧黄土,消散在人海中。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已经死了”,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懂这句话,只是从各种资料上略见一些他人的见解。但那些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渐渐的,我开始走向各种各样的生活中。
学习生活:平淡且无聊,但也有些许意义,可能我会用一生来完成这件事,尽管现在的我还不如意。当然,我更觉得,分数高,他的学习不一定好。那只是成绩好而已,学习——广而言之,发现一个事物与事物存在的价值,化别人之长为自己之有,不仅“学”而且“习”。
社会实践生活:复杂而有趣,诚然不知,人心多变,这里,我见到过绝望到爆的分手情侣;也见到为养家糊口而不幸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更见到过那些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士。同样也见过那些身家过亿,到处风流之人,世间百态,人生可畏,能让你驻足观望的风景点有几个?能让你相思成疾的人有多少?能让你感慨万千的事又有几件?
直到现在,我也还没能悟出一些关于人生的道理,也许我还太小,些许我还太天真。但我却也明白:能带给你快乐的人,不一定是什么好人,也许只是个小丑,同样,能带给你忧伤的人,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人,也许,他是你最爱的人。
柳枝轻拂着水面,我又想爷爷了。小时候在坝上的亭子上玩,帽子被风吹进了水里,我不敢告诉妈妈,拉来了爷爷后急的大哭。爷爷不慌不忙地折了一枝长树枝,在水面上不停地向岸边滑动,帽子便随着荡起的涟漪一点一点的靠向岸边。爷爷弯腰捡起湿漉漉的帽子,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还记得他说,丫头,再哭帽子又要被眼泪冲走喽。
我的童年行走在去果园的小路上。那是充满回忆的一条路。我和爷爷最美的记忆散落在小路的每一朵小花,每一株小草里。学写字的年纪,走累了便停下来,随便找枝小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还记得爷爷教我写“花”字时,他写的“花”字的草字头是两个并列的“十”字。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也教我们写“花”字,我为了草字头的事和老师争论了半天。
秋天收苹果的时候,爷爷便住在果园里一处不足10平米的小山屋里。那时我不止一次地问,晚上一个人不会怕吗。爷爷总是一遍一遍地摇头,怕什么,有那么多的苹果树呢。他的眼睛看向那些缀满了苹果的果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多年后的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期许。爷爷不能再管理果园了,70多岁的爷爷把小山屋的钥匙交给了妈妈。钥匙的齿牙已经被磨的圆滑,也许是真的在爷爷手里呆的太久了吧。十年后,山屋的木门上已经没有一片玻璃,生了锈的锁再也插不进那把光滑的钥匙。我站在门外向山屋里看,墙上还有以前为了放油灯而挖的洞。我已经忘了,有多少年没有再踏进小山屋。每次站在山屋的外面观望那不足10平米的黑暗的一角,我都会想起和爷爷度过的那些日子,很平淡,很平淡。而那条通往果园的小路上,有我的青春走不出的'绵长。
长大后的我再也回不到和爷爷一起去捉萤火虫的时光,我不再是当年那个不懂事的丫头,那条小路两旁的山屋盖成了别墅,果树因为年龄太大不再结果,爷爷再也没有力气背起现在的我。有时候很感伤,却不会太哀伤。那些美好的东西从来不会成为遗憾的理由。这是我写过的最真实的青春。这是我写过的最朴素的故事。这是我写过的最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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