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生性淫乱,无能,无力,无心与朝政之事,每天沉迷于酒肉和色欲之中,终其败国。李煜在淫歌乱舞之时发现一女子走路一瘸一拐,其身体一扭一晃大讨李煜欢喜,李煜便将其册封为妃藏匿于后宫之中寻欢作乐。后来才发现此女子的脚是畸形只有三寸,路都走不好,这时的李煜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说这是步步生莲还将其命名为三寸金莲!可笑,可笑。更可笑的是这种三寸金莲传入民间就成了美的新观念,所有人都认为脚小都是美的都是漂亮的。因此许多正常的脚为了追求这种畸形的小脚生生将自己的脚给裹起来,硬压成三寸!可想而知那是多痛苦!畸形的不止是他们的脚连同他们的灵魂都变得畸形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想李煜这个人和他的畸形心里一起陪着他这首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流进了人们心中成了一颗无法抹去的烙印,流到了后人心中成为历史里无法抹去的一根硬刺,流去了时间轮回中,消失了。
说到三寸金莲那么我们现代人又何不是三寸金莲呢?三寸金莲之所以可以千年不腐。城市里的有钱人为了彰显自己和农村人不一样,活生生把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给扭曲掉,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他们扭曲的根源,用三寸金莲来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而我们呢?看看当下的城市人,心里又是多么的扭曲。他们活在机械化城市里他们压抑,他们寂寞,他们空虚,他们不安,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他们选择了养狗,但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和农村人养一样的狗,他们绝不养中国狗。看看那些牵的都是什么?都是狗?各种狗,狗比人多!
各种丑陋无比的狗,纵然我读这么多书但还是有些方恨少,至少我叫不出狗的名字!我只知道那些狗是丑陋的,是畸形的和他们主人一样都是丑陋的,都是畸形的。就在前两天我看到一条奇丑无比的东西走到我面前嘴里还滴啦着腥臭的粘液,似一个老妪口里吐出黄色的浓痰因为太浓还在嘴角旁粘着。这条奇丑无比的东西的后面紧随着一个美丽而又优雅的少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人有种前一秒在地狱后一秒后就去了天堂的感觉。我忍不住好奇向这个美丽的少妇询问到这是什么东西?她给我的回答如同晴天霹雳我被深深的雷到了!这是我儿子。说完这少妇抱着这条儿子亲昵的拱了拱它的头,我看到这那条粘液差一点就碰到了少妇美妙绝伦的脸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狗叫意大利扭玻利顿在中国的身价至少要百万以上!还有什么牛头梗,美国恶霸,牛头犬,肚高丹,猪头犬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过万身价!这些丑陋无比的东西在我们小区里数不胜数,还有那些狗的主人每次见到我在看他们的狗时还要让他们的狗向我叫哥哥。先不说它会不会叫,它要是叫了,我非打死它。
他们大概是忘了中国筛选了几千年所留下的'优良品种中华田园犬,他们大概是忘了给我们看家护院几千年的忠犬中华田园犬。不,他们没忘,他们给中华田园犬起来个新的名字土狗,草狗,贱狗。因为他们便宜,他们适应环境能力强,他们不挑食,他们忠良,他们贫贱。他们看不起这种狗,他们更看不起农村人。这就是城市人新的审美观,为了彰显和农村人的不一样,这就是他们扭曲的三寸金莲,是后人们谈论历史的陋习,是后人们的笑话。
狗也只是映出城市人三寸金莲的冰山一角。琶洲村改建,一条十几亩的沿江公园花费的几十亿!建了什么?不过是挖了几个坑堆了几堆土拔了几株草种了几多花而已又为何如此的昂贵?对,就是要昂贵才显得它高贵显得和农村人不一样。再往前走三百米出了琶洲村,那里同样是沿珠江而建的一条公园贯穿整个海珠区。当地政府没怎么建,只是铺平了道路,搬了几张凳子。树还是原来的老树,草还是原来的杂草,如此简陋如此凋零,却多了几分沧桑,多了几分美感。站在这个公园里我的视线变得宽阔,我的思想变得遥远,我的身心变得舒服我想这就是自然,有种念天地而悠悠,独苍然而涕下的感觉,这才是美。真正美的公园无需改建她是地球,是自然本身足矣。
过去的事物不会再回来,我们只有不断探索才能领悟知识的真理,过去与前后的这条路上谁又能笑话谁?知识的真理谁又能不懂,只是不愿醒来甘心让别人笑话。
强调试验者要有计划,有方法,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有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总之,试验主义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试验之用,岂不大哉!
陶行知认为,新旧教育之分在于能否发明,而发明之道在于试验。的确,他说的十分在理。只是,试验之说不就是杜威的做中学吗?只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陶行知力图“嫁接”杜威的思想,使之本土化,中国化。除此,基本无他。
《中国教育改造》是一九二八年,陶行知先生主持晓庄师范时,为了祝贺陶母六十寿辰,他将自己撰写的文章,选编成的一本教育文集。书中内容概括了一九二八年以前各个时期他对中国教育的考察、研究,深入实际,提出的教育改造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方法,受到国内外教育界人士的普遍重视。
《中国教育改造》这本书代表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从“教授”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的过程,本书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可见,陶先生把“教学做合一”看作生活教育的根本方法。
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强调学生学习时要动眼、动耳、动手、动口、动脑。要“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学生能用这方法和能力,去适应干新环境,解决新问题,离开先生也能单独做事。”这里的学习已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自主的合作、交流、探究,充满兴趣,全身心投入,去体验学习带来的成功喜悦,让学生从学习的成功走向事业的成功。不过在新一轮课改中,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而是新课堂的建设者,是学生的学习伙伴,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者。课堂上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互动,共同营造了和谐、融洽的氛围。
课堂活动由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由注重学生的单向发展转向多向发展;教学内容由拘限于课本延伸到社会和生活,拘限于现成知识拓展到运用知识解决新的问题;教学手段由一支粉笔打天下转向使用多媒体。这些改革,突出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价值,提倡学生学习的创造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和选择性,帮助学生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分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精神。
陶行知还认为幼儿教育能否普及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幼儿教育是为培养大批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打基础的事业。他说:“教人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因此,他主张要普及教育.不仅要普及小学,也要普及幼儿教育,因为“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
陶行知主张对工农子女应“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他认为不仅要培养幼儿,而且要培养婴儿,所以他除了号召开展幼稚园下乡进厂运动外,还号召开展托儿所运动.甚至连刚生下的小婴儿也收,以解决当时女工无产假之苦。他在《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中写到“进行幼稚教育之普及要有三个步骤: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幼稚园的办法、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
《中国教育改造》中的思想对当今的教育仍起着很大作用,是陶行知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育遗产,我们应该批判地予以继承和发扬。我们要紧密结合新课程的实施,创造性地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同时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成为心灵世界的开拓者,智慧田野的播种者,人类文明的传递者。
旧法适于过去未必于现在,按过去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如何求得进步?
在序言中,陶行知说,这本书是他在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的几线光明,从教书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看似前后矛盾,恰恰体现了作者长进之处。此处,我深以为然,为学日增,今日之我必胜昨日之我。故,看似矛盾处,恰是长进处。
陶行知力图改造中国教育,所以,在选择旧稿时,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多上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这便是陶行知的教育原则: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其名字也可窥其一斑。做中学,实践出真知,杜威思想之根基。陶行知的主张看似和王守仁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完全相反,但是,阳明的“知”正如苏格拉底的“知善者必能行善”中的“知”,不是死知识,而是内心的信念。所以,窃以为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
陶行知之所以要改造中国教育,根源在于传承母亲那份对孩子的爱心,这被作者视为母亲留给他最好的精神。母亲60寿宴时,作为对母亲的寿礼,作者立志将父母传给他的精神在中国教育上表现出来。母亲所喜爱的是她的四个孙儿,她称呼他们为她的蟠桃。因此,作者立志要把母亲爱蟠桃的心推广出去,使全国的蟠桃们都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爱护。
从这天起,陶行知便深刻地注意到小朋友们所受的教育。当时的教育现状是:蟠桃园已经由玉皇大帝交给猴子看管了。之所以叫他看管,是怕他“后来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谁知猴子不当一件事儿做,往往在园子里耍了一会儿,吃了几个桃子,变成二寸长的一个人儿,在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
这不是中国儿童教育的缩影吗?作者要想彻底改造蟠桃园,不但要请出如来法掌去收服猴王,还要“瑶池王母自栽培”,才能使“夭夭灼灼花楹树,颗颗株株果压枝。”同时,他甚至还呼吁说,纸上的教育改造能多大效力?大家愿把整个的心捧出来,象个小孩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这部书最多不过是换了几条路线吧,倘使遇不着有心改造的人,便与废纸何异?
其心殷切,其情真挚。所以,后来,他开办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的教师,影响深远。陶行知的主要观点: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他认为的新教育是:“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也就是说,新旧教育的区别在于发明能力。
改善试验者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制天而不为天所制,惟其以人力胜天工,故能探其奥蕴,常保其新焉。
曰:“凡天下之物,莫不由有赖于其所处之境况。境况不同,则征象有异。故欲致知穷理,必先约束其境况,而号召其征象,然后效用乃见。此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者也。彼善试验者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征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
这话说的何其具体、通透,所以,我全盘引用。当然,虽然作者没说,其中到处都晃动着杜威的影子。就像他在后文中说的那样,这只是“嫁接”杜威的经验,并把它纳入自身经验之中去,根还是自己的。
夫一物之发明,先守秘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公开,等到向外传播,不知又要经历多久。即便是学习他国,有可能出于误会,一讹传讹,危害不浅。即便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我们认为是新的,在他人那儿已经是旧的。况且作为其形同同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而效仿,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若能真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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