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里标点符号算一个字吗【一】
我呢？可不像这样，我可是有“学习划”的`哦！
“每天我“7：50起床，
7：50——8：00打扫房间。
8：00——9：00写两篇日记。
9：00——9：30学英语。
9：30——10：30玩。下午呢？
是“2：00——3：00打两篇作文。
3：00——3：30看作文。
3：30——4：30玩”。
嘻嘻，还不错吧。我想：“一些人肯定是只说不干，夸夸其谈。”我呢？可不是这样的。“我俩每天坚持着写日记、学英语、打日记。”“功夫不故有心人”。我真觉得自己写的日记上升了，英语也更强了，打日记也更快了！
寒假里，你有学习计划吗？如果没有，快自己制一个吧！
作文里标点符号算一个字吗【二】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姑且这么定义，书中对农村基层民主、乡村风尚之类的探讨，说实话，匆匆一读，很难参悟，只能形成一个粗糙的印象。却让我不禁开始回望我的村庄，不由感叹，这个我自幼生长，又终究离去的地方，真的越来越荒芜。
陶渊明和王维笔下的田园，终归是文人渴望皈依自然的臆想，它们存在于古籍的盛世中，被人怀想追念，而只有真正沾染过土腥味的人才有资格判断，世上是否有“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或者“野老念牧童，相见语依依”的田园。
我记忆中的村庄、田野和山林，也可以充当陶渊明和王维歌咏的对象，自然风景足以让来自城市的人大为惊叹。他们的相机里或许储存着山野树林的清新，油菜花紫云英的绚丽，脚步却丝毫不会靠近气味逼人的猪圈牛栏。
我的村庄远在深山，所以可以逃过城市的圈地与拆迁，但是，却被城市用另外一种方式掠夺。
除了岁末，在家乡几乎很难看到几个青壮年，甚至孩子。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遍生活方式是，青壮年的儿子儿媳远在城市，年迈的祖父母带着孩子在家。稍有余力的人家基本都将孩子送往县城读书，从小学开始，由母亲或者祖母相伴陪读。所以，在假期以外的日子，曾经十几户人家屋宇相连，聚族而居的村庄只有四五个人，分外寥落。回家的时候我与几个也在无锡打工的同乡同车，面包车在积雪未销的山道上波折前行，音响里十分应景地嘶吼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他们一路烟雾缭绕，谈论着这一年在外的种种，收入固然客观，但这其中的辛苦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留在家里没意思，田地的庄稼不足一家人的口粮，种植天麻灵芝又算不准市场价格的变化，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被时代的变化远远甩在后面，而与新生活的磨合又必然饱含酸楚。
在家乡，有的家庭甚至合家进城打工，空留下装修完备的小洋楼——等着年老力衰的时候，回来养老。生于土地的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土地，不是因为眷念，而是因为除了土地之外别无依靠。而等到真正年老的时候，土地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这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每次回家，都不免见到这样的悲剧，曾经心心念念养儿防老，以家里没有“赔钱货”而自豪的老人，如今在对人悲悲切切地哭诉：“娶个媳妇死个儿”。邻村一位老人，辛劳一生，将所有家产毫无藏私地分给两个儿子家，自己本想安心养老，结果两个儿子儿媳都认为他对另一家偏心，都把他视为“死老头子”，老人某次摘了儿子家菜地里的菜，被儿媳骂得狗血淋头，上吊自***。更多的时候，两辈人之间的矛盾是一把钝刀子，一点点磨损着孝情亲情。而在这个时候，即使再亲近，有威望的长辈也很难直接上前训斥，只能借酒壮胆后旁敲侧击地提醒。其他人除了谴责、同情之外，只能反复说一句：“各凭良心”，可是，越寄希望于“良心”只能越让人寒心。
这种老来的荒凉已经是家乡，或者说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未老或已老的人能够人望见的结局。
我的种种思考，都是由《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所引发的，但是无论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是之后，我还是看到了，家乡这二十多年的种种可喜的变化。土路变成了村村通的水泥路，泥巴屋变成了一栋栋不输别墅的小楼，过去只有过节吃肉到现在几乎餐餐有肉，等等。铁路刚刚修通，和谐号动车在山间飞驰的时候，有很多人专程跑去观看，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大山沟里通火车实在不可思议;邻村那个几年前做了换心手术的人走到哪里都还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大家觉得换心脏不可思议。一过了正月初六，返乡过年的人们又都离开了荒芜的田园，但也有人留下。他们大多选择从事养殖业，黑毛猪、土鸡、山羊等等，然后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贩卖农产品，在深山的村落里，道路两边人家的土墙上，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二维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我希望，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配合着时代滚滚向前的潮流，让荒芜的田园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文里标点符号算一个字吗【三】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是，谁没有故乡呢?没有故乡的人还是人吗?沈从文死后，葬在故乡凤凰，他的外甥黄永玉将他的这句话刻在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以说，活着的人，都像孤魂野鬼一样四处奔波飘零，而死去的人，才真正回到了天堂一般的故乡。
静心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行走在熊培云式温暖柔和、清明理性的语言缝隙，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内心的村庄，我眼里的中国。有回忆，有对比，有感动，有沉重。为熊培云式提着笔杆子出了乡村又时时不忘回顾反哺的游子，也为我兄弟姐妹一样无数远离家乡四处打工觅食的民工，还为那些留守故园陪伴日升月落鸡鸣犬吠的老弱，更为滋养了我的童年我的悲喜我的理想的那一片山水——我的眼里时常涌起泪水，我的心头时常挂起一轮明月。
一
今年正月，回家过年。村里又是一番新变化。村口新修了宽敞的水泥路，安装了高高的路灯，就连各个小巷也铺了水泥。母亲说，村里正在忙着搞“三直”。所谓“三直”，就是将所有田地重新整合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方格，中间开辟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车道，以适应机械化耕作，即田埂直、沟渠直、道路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村里搞过的“园田规划”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也算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那么，田野之间的一个个河塘呢?我着急地问。母亲说，也都推平了，不要了，只留下了后港没有动。我又问：大家的自留地呢?母亲说，自留地也都推平了，会重新分配。陡然间，我的`心情黯淡下来。那些池塘，可是我童年嬉戏的场所啊!车水、游泳，采莲、摘菱，捕鱼、挖藕……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他们还起着灌溉的大作用呢!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一声叹息。之后我和村干部聊起，他们说，灌溉的事不用担心，村里准备投资改造电排站，需要抗旱的话就从村前的大港(万年河取水。那万一大港也干得没有水呢?我的诘问，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们只强调是上边叫这么***，是政府统一部署。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熊培云的诘问，直达问题的内核。假如农民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自然会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地产，用得着并不真懂种田的官员们指手画脚吗?关于土地权属问题，其实最和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相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大部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可望不可即呢?眼下烽烟四起的腐败卖地、野蛮拆迁，就为这种国有民无的土地政策作了鲜明的注脚。征询村干部今年还有什么新规划，他们说正在申请县里立项，全面建造村里的自来水管网，使村里人都喝上自来水。我说，现在的村民喝水都是自己使用手动压水机，不要花钱的，如果换了自来水，费用可不能贵了，否则村民们不会要的。村干部说，也就收一块左右一个立方吧。对此，我只存疑。因为在走访外地的村庄时，我也见到过不少弃置不用的自来水管网，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试想，在有免费水喝的前提下，哪个村民希望多花钱呢?应该说，我家乡的村干部还是想干点实事的。他们对村里的卫生、休闲、文化等设施改造与重建，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景或规划。但怕就怕他们受了上级部门的瞎指挥，不征求村民的同意，干一些乡邻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是通过村民选举上来的，但这个选举更多的是掺了宗法宗族的势力，而且监督机制远不完备。目前，靠的还是个人的一点德行吧。但，只有德行，靠得住吗?
我的村庄比较大，有近两千人口，农田近两千亩，山林数千亩。面对如今盛行的卖地、卖山、卖树歪风，村干部一行把持得住吗?我心头不能不泛起“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忧思。
二
关于中国乡村，各人有各人的观照角度和愿望期许。
很多城市生、城市长的知识分子，研究三农、评判三农，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持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论坛时，来自某县县委的一个干部说到村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很是落后、急需教育时，听讲的一个出自河南农村的学者愤而站起，当堂责问：你们干部的素质就比他们好吗?我看还不如他们!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的也许都没错，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观点就不同。但在情绪上，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在当今中国，重要的不是教育人民，而是教育官员。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真正的民主应是自上而下的，哪有上面是专制的锅盖，而指望闷民主的熟饭呢?这样的熟饭不变味变馊才怪!这样的民主不被闷死才怪!就像小沈阳说的，你忽悠人可以，但不带这样忽悠人的!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觉得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国人最应该防范的几种心态是：
1.观光客心理。
国人拜改革开放所赐，腰包略微鼓了起来，于是旅游之风大兴。很多游客有这样的心理：希望看到更多原生态、原始状的风景，比如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边远山民的生活状态、乡村田园的自然样貌。走到一个地方，就希望有古老阴暗的民居，有破败不堪的古董，有曲里拐弯的小路，最好还要有衣着破旧的老人、辛苦劳作的农夫作为点缀。然后拍照、合影，吟诗、写游记。让他们留宿一两晚，则照片拍得更多，诗文写得更好。但若要他们从此留下来，做一个永住民，他们则是不***。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和闭塞，寂寞和冷清。那么将心比心，你需要舒适、富贵、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和不向往吗?你认为要保留、挽留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如果不是他们想保留、挽留的，你有什么好叹息好批评的呢?追求幸福，是每一个地球人的权利。在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村民也期待着革故鼎新，从此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享受国家正式公民的福利待遇，这有什么错呢?不能因为要照顾你的旅游你的拍摄你的写作，就让他们长期生活在看上去很美很诗意、实际上落后、清贫、辛劳的境遇中;也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文化人的所谓学术研究工作，而使另一部分人躲开现代化，仍旧生活在古代吧。
2.吊丧者心理。
几十年来，虽然城乡剪刀差依然严重，但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纵向比，乡村的进步指数、乡民的幸福指数显然有大幅度增长，试问儿辈、孙辈的生活感受，是不是都远远地强过父辈、爷辈;横向比，和中国城里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水准可能真的还不如农村，怪不得一些地方的农业户口比非农户口更受捧，一些有钱人也将房产投资的眼光落在乡村的土地上。当然，这一切变化，源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兑现，源于广大青壮年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赚得一些血汗钱，还由于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系列居住、饮食、环境、交通等方面的恶劣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略有啧言。我就有亲身体会：每次回乡，都会捎带一些母亲、岳母亲自耕种的蔬菜;每次吃着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余味不绝;看着亲邻们建造的宽大楼房，对比一下自己的套房，简直有蜗居之感。还有他们的悠闲，缓慢，也是我们上班一族颇为艳羡的。
但有一部分身居城市的人，眼光和思维总是停留在前几十年的光阴里，看到的总是残破的村庄、贫穷的村民，想到的总是无尽的哀伤、不绝的痛苦。我承认，农村的确还有残破、贫穷、哀伤、痛苦，但一定不是大面积的，不是主流的面貌，而他们往往喜欢选择性取材，用放大镜观察农村的弊病，用立体音响聆听农人的***，于是常发吊丧之痛，常写哀鸣之字。这些人往往喜欢舞文弄墨，遐想行吟，过度继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情怀。
当然，中国的乡村远未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比起英美日韩等国的乡村主义、乡村精神来，差距何止千万里。但我们不正在追赶吗?不正在建设吗?我们需要鼓舞，不需要吊丧;需要批评，不需要悲泣。
3.救世主心理。
中国人吃透了“救世主”的亏。远的不说，我们父辈眼里的救世主，就是那将天下打得一片血红的东方红老人，他真的救了国人救了世人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定论。
自从2000年湖北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后，三农问题就更加引发了朝野关注。的确，欲认识中国，必先认识中国的乡村;欲发展中国，必先发展中国的乡村。无他，只因中国是一大农业国也。无数有识之士都投入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中国乡村、拯救中国乡村的言论或行动中来。他们的心愿，或曰动机，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尚。著书、立说，捐款、捐物，建希望小学、做图书馆，宣传民主、发动选举……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的，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为之感动，为之眼湿。济弱扶倾，仁慈隐恻，人心向善，善莫大焉。但若据此高人一等，颐指气使，以为布施，居功自得，俨然一副救世主心理，那么这样的拯救不要也罢。
其实，乡村是有自救血统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有着厚实的伦理根基，长期稳定有序，建设有加。是近现代史上的所谓革命，所谓主义，将它颠覆破坏，盘根推移，而今元气大伤，人心不古。
说到乡村的自救，我们很多城市居民当会脸红气短。今年春节前后，广东陆丰乌坎村反腐游行，理性抗争，争选举自由，保自家权利，可谓震惊中外。谁说农民见识浅陋，贪图小利?谁说农民卑微如草，素质低下?还有那些在圈地运动中长年上访，对侵权行为坚决说不的无数村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称不上是英雄壮举吗?在这样一个羊恋上狼，狼欺负羊的时代，究竟谁更需要拯救?
乡村建设无须悲观。只要全能政府不再全能，撤出不必要的管理触须，还自由于民，假以时日，我们期许的乡土中国可复苏矣!
当然，这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的努力，抗争。
三
熊培云把故乡比做灵魂的庙宇，有故乡的人当心存敬畏。我心有戚戚焉。
网上读到浙江陈国明先生所作的七律一首：
清宵作梦到山乡，野菊花开特地香。
半亩寒塘鱼跃水，三间暖屋竹齐墙。
村头犬吠新来客，宅畔人喧旧晒场。
一觉醒时天露白，倚床枯坐忆亲娘。
哪里有亲娘，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故乡啊，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