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如何正确传承经典作文)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如何正确传承经典作文)

首页笔记更新时间:2024-08-26 10:49:08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如何正确传承经典作文)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一】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二】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三】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四】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五】

时间因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不仅仅经济史家需要关注时间,历史上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历法的诞生与调整,说明了罗马帝国对时间的关注,正如在埃及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同样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此外在工业、商业等领域同样有对时间的重视和控制,关注时间可能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行政统治和国家的一致对外,对帝国的延续性产生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过于忽视空间的问题,帝国同样将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总之,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逃离对此刻的执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着,拜托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对空间的控制表现在领域的扩张,对时间的控制表现在这种政权的持久力,传播媒介或许会产生这种偏向,历史的进程表明,媒介的这种偏向总是相互抵消的,以此来达到平衡的状态。例如,作者所指出的:“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前一种依赖的抵消。”简单巡视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如何传播经典的作文【六】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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