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面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医院却要求先交钱才能治疗,是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商品经济下人们变得冷酷无情的写照。曾经对那些医生口诛笔伐,后来,自己身临其境在医院中目睹种种事件,却渐渐没有了底气批判。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一位比我大九岁的姐姐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假期里父母忙于工作,我便跟着姐姐待在她的值班办公室里,一边复习着功课,一边旁观着前来的病人。
当时姐姐工作的医院还没有完全实行先交款再看病的制度,病人只需要先交挂号费,就可以前来接受治疗,在治疗结束后再拿着单据付款即可。姐姐耐心细致地给一个个病人缝合着伤口,那四处流淌的血经常吓得我瑟瑟发抖。仅仅是我在值班室待了一天之后,就出现了在治疗后没有交费的病人。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带着她七八岁的孩子来处理腿上被狗咬出的伤口,病情不见得多么紧急,两个人也不见得多么贫困,这对母子却在接受了缝合、开出了二百多元的诊疗费单据之后逃之夭夭。
事后,我们想办法联系那位妇女,她却一再拒绝接电话。报警处理后,警察却因为她是外地人,和外地的公安局之间相互踢皮球推诿责任。最终事件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姐姐只能自掏腰包弥补上她带来的损失。
后来,姐姐和同事们交流,才知道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同事们百分之百都遇到过,因此在让病人家属去交钱时最好有人跟着,才能避免病人逃避付款。我便开始跟在病人或家属的身后,监督着他们付清应付的款项。即使如此,仍有人仿佛得了飞毛腿真传,甩开我的跟踪就扬长而去。
我不知道那个妇女的孩子是否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逃避一点医疗费可以作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举动,也不知道一个孩子将在心里如何评价这件事情,甚至会不会在长大后也堂而皇之地效仿自己母亲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只是渐渐明白,有时候人性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变得极端和卑劣,有时候金钱可以超越良心的存在,驱使人们做出有违道德的举动。医院要求交钱后治疗,只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章制度,无法让步于贫穷或是什么理由。如果医院为个别病人开了绿灯,只会让企图逃避交费的病人们日益气焰嚣张。
八岁那年,应该沉浸在浪漫童年,应该在爸妈怀抱撒娇,是爸妈掌上明珠的我,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彻底粉碎了我许多的梦想——爸妈回农村老家途中出车祸,双双离我而去,独自留下我一人活在世上。抚养我的只有一位体弱多病的爷爷。懵懂的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总感觉整个童年和别家的孩子与众不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是慢慢体味到父母离我而去给我带来的巨大打击。我埋怨老天爷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农村的生活一切让我害怕,没有安全感,我变得抵触,甚至是孤僻。或许是自卑吧,我没有勇气和别人交流,不相信老师,不相信亲人,我唯一能做到的是用冷漠构建成一层对自己的保护膜。也不能和我相依为命的爷爷抱怨什么,因为我知道爷爷担子很重,也没有能力承受过多的压力。
捱着日子,好不容易上了高中,高中开支骤然增大,我时常担心爷爷这回可能真的无法支撑我的开支了,辍学的念头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是啊,已是风烛残年的爷爷不但不能好好安度晚年,还要为孙女的读书事情奔来波去,我有时也觉得好愧疚,很自责,自责自己为什么不去打工赚了钱好好孝顺爷爷呢?这个念头容不了我多想。2015年初,爷爷因劳累过度,加上生病又没钱及时医治与世长辞,我再一次被命运的劫数冥冥注定了,突然想起了一句诗“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是对我最好的注脚呀!谁供我读书?我的未来在哪儿?辍学打工辍学打工是我最强烈的`念头。自感是命运弃儿的我又再一次让伤心冷漠的保护膜围了起来!
日子总得过吧,这个世界总不会让人绝望。果真,直至现在,我手中握着已是第二次1000元的国家助学金银行卡,感慨与激动言语我无法表达。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如及时雨、似春风慢慢滋润与温柔了我的内心,有时候我想它像一个悲天悯人的大菩萨,普渡苦海里人们到达充满温暖幸福光环的彼岸,这个菩萨就是我们伟大的国家!他为我的学业保驾护航,他能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尽情享受知识的美妙。
我没有理由冷漠下去,因为还有我的监护人叔叔婶婶爱着我,许多爱心慈善机构爱心人士爱着我,祖国呵护着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想我要做的事是:
打开心灵,敞开心扉。让所有的阳光照进我的世界,把我的阴霾世界一扫而光,让冷漠远离,关注每朵鲜花的盛开,细看每一棵青草的拔节;
努力学习,充实每天。捧读书本成为一天最美好的姿态,上课积极回答时获得老师的肯定是最美妙的瞬间,参加集体活动是每一天快乐的时刻;
认真做人,无悔青春。做一名真正的人,做一名勇敢的人,做一名敢于“扼住命运喉咙”的人,做一名心存感恩的人,做一名抒写最美青春诗篇的合格高中生。
……
国家资助的大爱,让我的青春不再冷漠!
德国心理学家格林曼特曾做了一个著名的“电梯实验”。他让自己的一名学生扮演“患病者”乘坐电梯,当电梯里只有两个人(“患病者”和一名同乘者时,“患病者”晕倒后,那个唯一的旁观者通常会立即上前施助;当电梯里有3个人(“患病者”和两名同乘者时,晕倒的“患病者”仍能得到很好的救助,通常是一个人负责安抚,另一个人打电话向警方或者医疗机构求助;当同乘者增加到4人时,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人借故离开,尽管“患病者”仍处于危险中;当同乘者增加到7人时,选择离开的人会更多,最严重的一次,只剩下一人照顾“患病者”,其他6人一声不响地走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实验结束后,格林曼特追问冷漠的“离开者”为什么选择离开。“离开者”的回答大同小异:“不是有人在施救吗?我没有必要继续待在那里……”“有那么多人在现场,即使我离开,也会有人出手相助的。”“我看到有人走了,就跟在他后面离开了……”格林曼特认为,当有人在车站或马路上遇到危险或困难时,得不到及时救助,并非完全与旁观者的品德有关。在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一种群体性“依赖心理”的弥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有一部分人的冷漠则是消极的“从众心理”起了作用——跟随其他人一道离开,内疚感和自责感会在无形中减弱。
格林曼特在另外的一些研究中,还有一些颇让人意外的发现:在地铁车厢和马路上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大多数人都想去帮他们一把,但真正采取行动的人却很少,不采取行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害羞;而在一些车祸现场,有人袖手旁观,大都是因为血腥场面让他们感到害怕;还有一种情形,受困者得不到及时救助,是因为旁观者侥幸地认为对方并无大碍。
格林曼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培养善良、正义的行为,仅仅靠道德反省是不够的,还需构建一种积极强大的心理力量——不让依赖、从众、恐惧、害羞、侥幸等心理因素打败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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